国营水产养殖场财务管理试行办法
财政部/国家水产总局等
国营水产养殖场财务管理试行办法
财政部/国家水产总局/中国农业银行
为了切实保护水产资源，大力发展养殖生产，为国家提供数量多、经济价值高、品种多样的水产品，促使水产养殖场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为国家提供积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特对国营水产养殖场（包括海、淡水养殖场）的财务管理规定如下：
一、整顿企业，加强经营管理
（一）各级水产主管部门必须对现有水产养殖场继续进行整顿，帮助他们端正经营方向，提高管理水平，加强经济核算，努力增收节支，立足自力更生，挖掘内部潜力。通过挖潜、革新、改造，达到优质、高产、低消耗、多积累的目的。对于产量高，提供商品多，消耗低，利润大的企
业，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实行择优供应；对于那些生产条件不好，资源不可靠，长期亏损，没有发展前途的场，应当坚决停办；对于社队已经掌握人工繁殖苗种技术的地区，国营鱼种场生产的鱼种过剩，应当积极创造条件转为成鱼生产。
（二）国家对国营水产养殖场原则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财务包干办法，在这个原则下，分三种情况，区别对待：
1．国营水产养殖场一般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盈利留用，亏损不补”的办法。
2．对北方沿海省、市的海带养殖场（包括附属化工厂），实行包干上交，一年一定，结余留用，短收不补”的办法。
3．对于少数自然条件太差，暂时还有亏损的国营水产养殖场（包括新建场），在一、两年内可以酌情给予照顾，实行“定额补贴，一年一定，结余留用，超亏不补”的办法，但要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扭亏为盈。
实行上述办法后，省、市、自治区水产部门、财政部门，对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不再下达上交利润或亏损补贴指标；对实行包干上交和定额补贴的企业，下达上交利润和亏损补贴指标，并留有必要的调剂周转基金。
（三）水产养殖场留用的利润和包干结余，应坚持“先提后用”的原则，当年的结余一般应在下年安排使用。主要作为生产发展基金，用于生产技术措施。部分作为职工奖励基金，用于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和奖励支出。同时还应当留有适当的储备基金，用于以丰补歉。留用利润和包干结
余的使用，应当编制计划，报同级水产部门、财政部门批准，并抄报开户银行监督支付。
实行财务包干的国营水产养殖场，不另提取企业基金。
（四）水产养殖场以留用利润和包干结余发展生产所需的物资、材料、设备，应当纳入物资供应计划，向地方物资部门申请解决。
（五）水产养殖场实行财务包干办法后，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流动资金、事业费，仍列入各级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财政预算。
（六）未纳入国家预算的国营水产养殖场，应通过整顿，确定其经营方针、生产规模、任务，纳入国家预算。今后建立新场，必须报经省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同意，否则，财政不予拨款，银行不予贷款。
预算外亏损的场，在未扭转之前，一律不准纳入国家预算，银行也不予贷款。
（七）水产养殖场一般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经济核算体制。场部为独立核算单位，组织和领导全场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统一计算成本和盈亏，统一向国家办理缴款、拨款，统一采购物资和销售产品，统一在银行开户和申请贷款，统一调度物资、资金。设有分场的水产养
殖场，如分场作为场部的派出机构，也可不作为一级核算单位。生产队按照干什么，管什么，算什么的原则，作简易核算。
二、财务计划、决算的编报和检查
（八）国营水产养殖场必须在编制生产、销售、劳动工资、物资供应等计划基础上编制财务计划，切实加强财务工作的计划管理。
财务计划包括：产品成本计划、利润（亏损）计划、流动资金计划，专用基金计划。
（九）水产养殖场的财务计划应当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要求，结合本场上年计划完成情况，广泛发动群众，挖掘内部潜力，计真编制。计划指标既要积极可靠，又要留有余地，使其真正成为组织与动员职工共同奋斗的目标。
财务计划一经批准，即应严格执行，据以进行拨款和缴款，并作为检查考核各项财务指标完成情况的依据。遇有特大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调整计划时，应按规定编报程序报上级批准。
水产养殖场在编制年度财务计划的同时，应向开户银行编报年度信贷计划，提出为完成生产计划所需要的超定额贷款，经银行审核同意后执行。
（十）各级主管部门应及时审核汇总所属企业年度财务计划，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和银行部门，经财政部门核定后审批下达，并抄致同级银行。
为确保年度计划的实现，水产养殖场应编制季度财务收支计划，报主管部门备案。在计划执行过程中，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定期分析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
（十一）水产养殖场在年度终了后，要认真编制财务决算，经主管部门审核汇总，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并抄送（报）同级银行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省级主管部门汇总的年度财务决算，在报送省级财政部门和银行的同时，应抄报国家水产总局。
三、固定资产管理
（十二）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应根据水产养殖生产的特点划分管理。凡是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五百元以上的，作为固定资产管理；使用年限在一年以内、单位价值在五百元以下的，作为低值易耗品管理。各种产畜和役畜，一律作流动资产管理；中小型网具和竹木结构的
拦鱼设备，无论价值大小，一律作低值易耗品管理。新建场的鲍鱼礁、牡蛎投石、水泥柱，由基本建设投资解决，建成后一次核销；扩大养殖面积的投石，作低值易耗品管理；原场地（埕地）补充的投石，一律由当年生产费用开支。由基本建设投资建成的鱼池，一律作固定资产管理。
有的设备，名称和使用年限相同，但由于规格不同，单位价值低于五百元，而其多数已列为固定资产的，仍应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目录，由省、市、自治区水产、财政部门制订。
（十三）水产养殖场所有固定资产（包括不提折旧的鱼池、堤坝等），必须建立固产资产明细帐，逐项登记入帐。调拨和未满使用年限的报废，必须经主管部门批准。用基本建设投资完成的滩涂平整、设礁、投石等工程，在工程完成验收后，一次核销，不列作固定资产。但应将使用面
积登记备查。
水产养殖场的固定资产一般不得外借，对外出借暂时不用的固定资产，应适当收取租金，并负担借用期间的修理费用。
水产养殖场所有固定资产，除按照《关于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实行有偿调拨的试行办法》中的规定可以无偿移交外，一律应当有偿调拨，作价收款。所得收入，全部留给企业作为更新改造资金使用。
（十四）水产养殖场的固定资产除鱼池、堤坝和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封存的固定资产不提折旧外，一般在年末提取基本折旧基金一次。有些场情况特殊，也可按季或按月提取。大修理费用可以采取预提或待摊方法分期摊入成本，不提取大修理基金。
固定资产基本折旧提取办法，一般按固定资产类别规定综合折旧率计算提取。综合折旧率由省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规定。固定资产已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时，照提折旧、提前报废时，不再补提折旧。
（十五）各种固定资产，应当建立维护、检修、保养制度，保证国家财产完整无损。鱼池要定期进行清塘、加固、整修，保证堤埂良好，水量充足。
四、流动资金管理
（十六）水产养殖场应当切实加强流动资金的管理，合理地、节约地使用资金，加速资金周转，充分发挥资金的效能。为此必须：
1．制定合理的材料储备定额，有计划地采购物资，严禁盲目采购，造成积压。
2．及时销售产品，结算货款。坚持“钱货两清”的原则，严禁赊销、预付。
3．保证流动资金完整无缺，严禁把流动资金挪用于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职工借款等方面。
4．水产养殖场的流动资金定额应当按照正常生产的储备资金、生产资金和成品资金三个环节的最低需要核定。
（1）种子、饲料、饵料、修理用备件、各种渔需物资等储备资金，以及低值易耗品和待摊费用，分别按上年四个季度平均余额，剔除不合理库存核定。如果计划年度生产规模扩大，储备资金定额应适当增加，计划年度生产规模缩小，适当减少储备资金定额。
（2）生产资金按合理投入生产费用的在产品系数和在产品生产周期核定。
（3）各种水产品鲜品应当随捕随售，一律不核产成品资金。加工干品按全年加工品成本总额10％至15％核定。
5．加强现金管理。总场、分场的库存现金和生产队的备用金，不准超过与银行商定的限额。一切支出都应当有批准手续和合法的单据。严禁坐支流用，以借据顶替现金。
（十七）国营水产养殖场的流动资金来源，除原有财政拨款外，由企业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组成。
对于银行贷给的流动资金，要严格按照贷款办法的规定，遵守按计划、有物资保证和按期归还的原则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十八）国营水产养殖场的低值易耗品，采取领用时一次摊销法；价值较大的网具、拦鱼设备和扩大面积的牡蛎投石、水泥柱，也可采取分期摊销的方法，摊销年限规定为三年至五年。
在用的低值易耗品，要建立请领、报废、以旧换新、修旧利废、定额管理等制度，加强实物管理。平时要设置登记簿进行数量登记，定期进行清理盘点。
（十九）水产养殖场的产品，必须按质按量，保证完成或超额完成主管部门下达的交售计划。非经场部批准，任何基层单位都不准向外销售产品。职工自食鱼数量，应经主管部门核定，并应计价收款。出售多余苗种，更要保质保量，按规定价格出售，不得任意提价。
省级主管部门必须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制定苗种价格。
（二十）水产养殖场的一切财产属全民所有，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准侵占。非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调拨，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水产养殖场摊派劳务、物资和资金，或者无偿或低价平调鱼货或其他产品，场内也不得以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减少收入。
各类物资应建立和健全采购、验收、保管、使用等责任制度。做到采购有计划，进库有验收，保管有专责，领用有手续。在塘（池）成鱼、鱼种和饲养中的虾、贝、藻类产品，要认真养护看管，防止死亡、冲失和病害等损失。
五、专用基金管理
（二十一）国营水产养殖场的专用基金包括更新改造资金、职工福利基金等，都应当先提后用，并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
国营水产养殖场的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和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留给企业作为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这项资金，除保证迫切需要更新的一般生产设备外，应当有计划地改造那些影响生产发展的落后生产设备和工具。更新的主要项目，应报主管部门审批；一般项目由企业在主管部门规
定的限额内安排使用，所需物资和设备，应纳入地方物资供应计划，统一平衡。
更新改造资金的具体用途和管理办法，由省级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主管部门对所属企业的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可以按规定适当集中一部分，用于所属企业之间调剂，但不得用于主管部门本身的支出和作为水产养殖场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以外的用途。
（二十二）水产养殖场的职工福利基金，按工资总额百分之十提取，用于以下各项支出：
1．职工医疗支出，包括医务费、药械费、防治费、计划生育费，以及经批准到外地治疗费等。
2．职工生活困难补助。
3．托儿所、幼儿园等集体福利事业的补贴和福利设施。
上列各项开支所占比例和开支标准，由省级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商同有关部门规定。
（二十三）国家发放给场办工业的小型技术措施贷款，用于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场办工业。水产养殖场要根据贷款用途和使用范围专款专用，并按规定期限，从超计划利润中归还。
六、基本建设资金管理
（二十四）水产养殖场基本建设资金的使用必须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精神，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首先保证用于续建配套工程，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充分发挥老场生产潜力，提高投资效果。
新建场必须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合理布局，全面规划，搞好配套。培育苗种的水面与养殖成鱼的水面要保持一定比例。从提出计划任务书开始，就要充分考虑和计算建成投产以后的经济效果和投资的回收年限。
（二十五）水产养殖场应当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在不影响当年生产、利润计划的情况下，对于生产上必需的草木结构、竹木结构的临时性简易房屋、简易孵化池、仓棚、牲畜棚圈、土冰库、简易水闸、简易道路桥梁，以及积肥池、土晒场、土井等，应当充分发动场内职工，就地取材，
自己动手解决。对于必须外购的材料费用，列入生产费用。
七、成 本 管 理
（二十六）水产养殖场必须贯彻勤俭办场的方针，加强经营管理，厉行增产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1．加强饲养管理，提高养、捕技术，自力更生，广辟饲料来源，充分利用设备能力，增加产量，增加收入。
2．提高苗种成活率。淡水养殖放养的鱼种一般不能小于四寸，北方高寒地区不能小于三寸，海水养殖要做到苗大、苗壮。各类养殖场应当根据本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类苗种的规格和产品质量要求，作为全场的奋斗目标。
3．建立和健全材料、费用和劳动消耗的定额管理制度，要使材料、费用和劳动的实际消耗尽快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已经达到的要赶超全省同行业的先进水平。主要材料定额标准，由主管部门制定。
4．认真精简行政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严格控制办公费、旅差费和非生产性设备购置费支出。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勤杂人员一般不得超过全场总人数百分之十。规模较大的场，应当低于这个比例，小场可略高于这个比例。企业管理费，不得超过成本总额百分之十。
（二十七）水产养殖场的产品成本，一般集中在场部核算，生产队除了核算直接发生的苗种、饲料及肥料、生产用材料、工资福利费，其他直接费等外，不计算产品总成本。场部的管理费用，由场部直接摊入产品成本。实行三级管理的水产养殖场，如果分场一级为总场的派出机构，分
场发生的管理费用，并入总场管理费用内分摊。
（二十八）水产养殖场应当根据生产特点和简化成本核算的要求，确定成本核算对象。淡水养殖场一般核算鱼种、成鱼两种主要产品成本，鱼苗销售数量较大的场，也可以加算鱼苗成本。海水养殖场一般核算对虾、牡蛎、蛏、蚶、蛤、海带、紫菜七种主要产品成本。工副业产品的核算
对象也要突出重点，主要产品单独核算成本，次要产品可合并计算成本。农副产品可以合并在一起计算成本，农牧比重较大的场，可以加算一、二种粮食作物或畜禽成本。
主要产品和一般产品应按各水产养殖场的生产产品划分，有些在全国或全省范围内为主要产品，但在一个水产养殖场内产量很小，仍不作为主要产品，不单独计算成本。
水产产品计量单位，鱼苗以“万尾”、鱼种以“斤／万尾”、对虾、海带以“吨”，其他产品以“市担”计算。
（二十九）水产养殖场必须正确计算成本。凡不应该列入成本的项目，如基本建设支出，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养殖生产设施遭受人力不可抗拒的风灾、水灾造成的非常损失，以及场内防汛抢险支出，不列入成本。产品成本的计算，应当从养殖生产的特点出发，力求简便和接近实际。
1．成鱼生产采取哪年捕捞，生产成本摊入那年产品成本的办法。对于春季放养，冬季捕捞的成鱼，其鱼种、饲养和捕捞等费用全部列入当年产品成本。对于秋季放养，跨年捕捞，或者分塘、分湖饲养，年内尚未下网捕捞的池塘、湖泊内成鱼，其当年的饲养和捕捞费用（包括从准备捕
捞到捕捞结束期间的工资在内）全部列入当年产品成本；当年投放的鱼种费用，作在产品结转下年，上年结转的鱼种费用，全部作为本年产品的成本。所有结转下年的在产品，除鱼种本身成本外，一律不分摊饲养和管理费用。
凡是尚未起水出售的成鱼，一律不计算产品产量。
2．藻类采取哪年收割，生产成本摊入那年产品成本的办法。即：当年为下年生产所支出的苗种、材料、工资等直接费用作在产品结转下年（不分摊间接费用），当年为上年在产品继续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间接费用）和上年结转的产品成本，列入当年产品成本。
3．贝类采取分场地（埕地）按品种计算成本的办法。在未收获前一律作在产品结转下年，以后收获一批，结转一批产品成本。已经收获过的场地（埕地）一律不得估留在产品，贝类生产采取轮养轮收、收大留小办法的，当年发生的生产费用，也全部列入当年产成品成本。
4．苗种的生产费用，对外销售应分摊部分，转作销售成本；自用应分摊部分，转作鱼、虾、贝、藻的产品成本，但在考核外荡（大湖）成鱼成本时，可剔除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因素。
5．夏花一般不单独计算成本，如有少量出售，按销售收入转作销售成本。
6．工副业生产经常有产品产出的，应当在产品产出的月份计算产品的实际成本。
7．幼畜和育肥畜按畜禽类别进行核算，根据年末存栏头数（幼畜）或重量（育肥畜）按固定价格计算在产品。繁殖苗种用的亲鱼，根据年末存塘数量，按固定价格计算在产品
8．果树、林木的定值、培育费用一般列入当年生产成本。比重不大的越冬作物和果树生产都不计算在产品。
9．各种生产的副产品，对外销售部分，按销售价格转作销售成本，内部互相利用部分，按场内规定的固定价格计算，进行内部转帐。
（三十）水产养殖场在加强专业核算基础上，必须依靠群众，做好群众核算工作，场部应定期作系统的、全面的经济活动分析，通过分析对比，发现问题，找差距，挖掘降低成本，增加收入的潜力，定期向群众公布财务成本情况。生产队应结合评奖，分析材料定额、工时定额、工具设
备利用和产量指标的完成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八、利 润 管 理
（三十一）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企业积累。有盈利的场要努力发展生产，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盈利水平，为国家多作贡献。
暂时还有亏损的场，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扭亏为盈。今后除国家批准的计划亏损外，企业发生超计划亏损和计划外亏损，财政一律不予弥补，银行不予贷款（人力不可抗拒的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专案报告审批）。
（三十二）水产养殖场必须正确计算利润（或亏损）。利润（或亏损）总额按销售利润（或亏损）加或减营业外收支净额计算。销售利润（或亏损）按销售收入减销售产品生产成本、销售费用、税金（包括农渔业税）计算。
营业外支出包括（1）劳动保险费用；（2）积压物资削价损失和加工改制费；（3）场办学校经费补贴；（4）场内防汛抢险支出；（5）呆帐损失；（6）非常损失。
利润（或亏损）总额，加或减归还小型技术措施贷款、利润包干结余，即为应上交利润或应弥补亏损。
（三十三）水产养殖场的产品应按规定计算收入，不得估列。产品直接对外销售的，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收入；年末未销的自产粮食、留作鱼饲料的豆类，应按国家收购牌价计算收入，其他未销售产品都按实际成本结转下年，当年不计算收入。
九、加强财会工作的领导
（三十四）水产养殖场要加强对财会工作的领导，要象抓生产一样，抓好财务工作。企业的一、二把手要亲自抓经营管理和经济核算，及时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水产养殖场应根据工作需要，按照“精兵简政”原则，设置财会机构，生产队要配备专职或兼职财会人员，以保证财会工作顺利进行。财会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确实需要调动时，应当按照《会计人员职权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各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对水产养殖场的财会工作进行指导，帮助企业总结交流经验，培训财会人员，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支持他们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对工作作出显著成绩的财会人员，要给予表扬奖励，其中成绩突出或工作中有重要贡献的，可授予先
进工作者或模范会计的荣誉称号。
（三十五）水产养殖场的财会人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到又红又专。财会人员除了做好日常工作外，应当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坚持原则，遵
守制度，不徇私情，敢于同一切违反财政纪律，破坏国家计划，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并及时向上级领导报告。
十、附 则
（三十六）本规定适用于以水产养殖生产为主的国营水产养殖场。自一九八0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水产部门、财政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精神，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并抄报国家水产总局、财政部和中国农业银行备案。
1979年1月1日
民间“私了”现象的法理透视
陈文仓
摘要：“私了”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这主要归根于民间社会规范的大量存在。在民间社会中，民间社会规范所起的作用，是国家制定法无法替代的，因此出现了法律一元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的分歧，二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民间社会规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经验表明，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遵循着各自不同的逻辑，民间社会规范的“地方性”特点更为突出，在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因此，一味对“私了”现象强行打压和限缩是无效的，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司法过程便成为合理规制“私了”现象的最佳通道，经由这一通道，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才有可能实现良性互动和重塑，才有可能共同实现法的应然价值。
关键词：“私了”现象 民间社会规范 国家法 司法过程
“私了”是指不经正当程序或官方途径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民间和解行为。“私了”一词是基于官方的立场对民间解纷机制的一种概括性称谓，词义本身就含有强烈的否定性倾向。在正统的官方语汇中，与“私了”一词相当的概念当是“民间调解”。“民间调解”是国家法所赋予民间社会的一种私权自治，而“私了”一词所隐含的前置逻辑则是对现行国家法律的规避甚至逃避。如果采用与现行国家法律所肯认的渠道相一致的解纷机制，则完全没有必要创造“私了”一词。既然“私了”如此不受国家法的欢迎，那么“私了”现象何以频频出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得以存在的社会机理是什么，本文即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分析，以待贾美玉。
(一)决定“私了”现象广泛存在的社会机理
不管人们对“私了”现象待何种态度，“私了”总是一种社会存在，我们就有必要探讨其存在的社会机理。通常的分析结论认为，“私了”是一种落后的、愚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民众法制意识薄弱的表现，是违反现行国家法律的。这一结论也许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对“私了”行为进行无情打压，强行限缩它的生存空间，是否就能一了百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利用正式司法程序寻求权利救济十分方便的地方，有时人们也宁愿选择“私了”，比如在侵权、交通肇事、偷盗、伤害、集体械斗甚至杀人等事件中，人们选择“私了”的机率还是相当高的。
“私了”作为一种非正规的、存在于民间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所仰赖的社会基础，正是植根于民间社会的民间法或习惯法的存在（为了保持概念的不混乱和讨论的方便，在本文中统称其为民间社会规范）。，①作为成长于西方社会的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自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没有内生出与西方法治相媲美的治国之道，但同时，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维系自有其独特的奥妙所在，其中民间社会规范的存在即为其中的奥妙之一。诚然，民间社会规范是广泛地存在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调整和控制机制，但对于法治并不发达的中国社会而言，民间社会规范则表现得更为活跃、更为稳定，也更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是中国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固有特点。基于此，我们的视角必须从这一历史传统切入。在传统的法概念当中，其所奉行的是严格的国家主义立场，即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军警、法庭、监狱等物质力量）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1]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统一行使主权的要求使然，奉行这一立场本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回到法的本然意义时，上述立场或许存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法所追求的第一层级的价值目标为自由、秩序、安全和正义。从这一目标出发，我们显然没有必要强行排斥民间社会规范这类存在于民间并且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社会调节机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只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如此解决并不违背现行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又何必强行将纠纷或冲突的解决拉回到国家法的轨道上来呢？
民间社会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通行做法，它首先表现为习惯或惯例。何以会形成这样那样的习惯或惯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一项习惯或惯例一旦确立起来，就会形成不易改变的定势，会直接或间接地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之成为法（当然不是指制定法意义上的法），需要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一定区域的人们共同信守，人们公认的具有有权威的社会组织机构的存在，有合法使用暴力的物质力量的存在或者柔性约束力（纠错机制或矫正机制）的存在。[2]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民间社会规范的表现形式大异其趣，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目的，即维护该区域共同体中的正常社会秩序，维护最低限度的正义。由此可以说，民间社会规范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按照苏力教授的观点，它符合当时社会条件下的语境。[3]
历史的变迁引致了原有秩序的不断解体和新的秩序的不断重建，但新旧秩序之间必然有着不同程度的继承性，不会象折断一根木棍一样嘎然分离。况且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人的主体性地位不会被轻易地抹煞。无论是暴风骤雨式的急剧变革，还是和风细雨式的温情改良，人的观念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往往有一个时间上的时滞和空间上的差异，不可能同现实历史进程保持同步。法治浪漫主义理想之所以难遂人愿，除了如上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如果忽略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物质基础，则一元化的法治社会理想就会遭到挫折。
法律多元主义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4]民间社会规范应
该有其合理的生存空间。民间社会规范作为一种内生型的本土资源，被创制它们的社群所信仰和遵从。依其处断纠纷和冲突的效力应该得到国家法的肯定和认同，当然国家法的肯认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实现，政治上的集中统一不可能允许法律上的软弱涣散。
民间社会规范的顽强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一个运转有序的良性法治生态（这是笔者从政治生态中套转过来的一个杜撰词）是多元一体的有机建构，在现代化的法治重塑着民间社会的同时，民间社会也在重塑着现代化的法治。
二、“私了”现象的法理悖论
国家法制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必然要求一切纠纷和冲突的解决和平息必须在国家法的框架内进行，游离或背离其外，势必发生冲突和不适反应。疏而不漏的国家法以种种方式表达着它对一切社会纠纷和冲突的基本态度。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也不外于国家法的有效掌控之内。[5]因此，“私了”在国家制定法中没有任何地位可言（毕竟“私了”跟民间调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私了”的实质是对现行国家法律的规避甚至逃避。这是我们基于国家法立场的对“私了”的基本定位。但正如上文所述，“私了”自有其独特的一套规则体系在背后作为它的支持系统。无论“私了”还是“公了”，其所凭依的是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对“私了”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民间规则体系的否定。用民间规则修改、置换或者规避、逃避国家规则，就是“私了”行为的性质。由此可以说，“私了”就是民间规则与国家规则之间的博弈（当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博弈），是民间规则对国家规则不露声色的挑战。种种案例表明，在这种挑战中民间规则一一败北，至少在表面上都是这样。［6］诚如有学者所言，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知识系统。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中，国家法的强势地位自不待言，而民间社会规范只是被强大的国家法遮蔽下的地方性知识，[7]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距离，存在着隔膜。
自清末修律以来，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在我国就从未停止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代表了民国时期法律移植的最高成就（《六法全书》现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律移植的对象从德、法两国转向以苏联为主（这是一场不成功的移植），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法律移植的对象重又转向与我国同样有着制定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兼以英美法系中的美国法律。在长期的法律移植过程中，大量的抄袭、模仿甚至照搬，造成了与中国社会的排斥反应，尤其在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就更是这样。这种嵌入式的外生型法治现代化之路，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知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固有的知识传统遭到了忽视甚至蔑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确是发端于西方的，成熟于西方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借重于西方先进的法治，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在此意义上，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国家法在全国的统一适用。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法律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显然，民间社会的法律需求取决于人们的现实需要。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离人们的现实需要相差甚远，或者供非所求，人们对待法律的机会主义态度就不可避免。更何况，一项法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失真问题，更使法律供给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因此，法律制度也同样存在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
相反，“私了”所凭依的民间社会规范，是成长于民众之中的，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坚固的信仰。经过长期的演绎，这些规则更加切合人们的实际需要，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遇有纠纷或冲突时，人们固有的心理认知模式自然就会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之间进行相机抉择，选择对已最有利的纠纷或冲突解决方式，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杀人、重伤害等严重违反国家刑事法律的行为，都会寻求“私了”，但“私了”的结果往往却使当事者遭受到双重惩罚（既要伏国家法，还要伏习惯法），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有违公平正义，但这却是当事者自愿选择的结果，是冒险的代价。
从法条主义的视角来看，刑事案件是不能“私了”的。刑事法律属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对守法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果容许或放任刑事案件“私了”，会使公民的行为随时处于不确定的境地，社会秩序岂不要大乱。在少数民族地区“私了”刑事案件往往就是“赔命价”、“赔血价”，其他地区也不外乎用金钱赔偿或补偿的方式处理。［8］任其泛滥，将会造成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即是否有钱人就可以随意杀人、伤人，然后就可以轻松地用钱“摆平”？刑法的威慑力会不会因此而大大地下降？显然，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的固有利益都不会容忍这种糟糕透顶的情况出现。
刑事法律规范的强行性和禁止性，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其上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任何违反刑法的行为都要受到国家的追究，无论谁都不例其外。民间社会何以会“私了”刑事案件，原因就在于民间社会规范的逻辑使然。在我看来，民间社会规范（主要是习惯法）允许用金钱赎罪，只要考察一下其盛行的地区就可以明白一二。在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物质财富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当然还会有其他的观念因素），用金钱赎罪比施以“以血还血”式的报复刑要严厉的多，也更具有现实的儆戒意义。②人死不能复生，如果因此而剥夺施害者的生命，以暴制暴，则是劳动力的无谓浪费。再者，法谚有云：“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9］与这条法谚相联系的，是盛行习惯法的地区人们的犯罪观与刑罚观。现代刑法所认为的犯罪与民间社会人们所认为的犯罪必然有着较大的出入。③因此，在一个生死相依的熟人社会里，用通行的办法解决现代刑法所认为的刑事案件，仍然可以保持当事者双方家庭、家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反之，既使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了解，双方家庭、家族之间仍会继续寻仇，留下不易消除的隐患，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的不同逻辑造成了对待犯罪和刑罚上的不同结果。免受双重处罚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但于此情景，双重处罚却势所难免，尽管作为国家并不情愿看到而且在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一些典型案例中，司法者费尽心机尽力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之间做出衡平，结果很少会做到皆大欢喜。［10］
必须指出的是，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中保持国家强有力的干预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是由刑事法律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④绝不容许用民间社会规范修改、置换或者规避甚至逃避对犯罪者的刑事制裁，若不如此就无法维持整个社会的最低限度的秩序和正义。
三、对“私了”现象的规制选择
作为一项熟人社会中通行的解纷和息讼机制，在肯定“私了”合理性因素的同时，必须看到，正如“私了”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一样，没有什么好名声。在不少“私了”案件中，往往存在着恃强凌弱、强词夺理、混淆视听等等的问题，“私了”似乎成为处于强势地位的当事者的一项特权。正如勒内·达维德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要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11］而这种“和睦”与“和谐”，在不少情况下是以不同程度地牺牲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者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在此意义上，“私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似乎有点得不偿失。就笔者所观察，在刑事案件的“私了”过程中，寻求“私了”的往往是加害者一方，而受害者一方只是被动接受。并且，加害一方常常还要动员所有能够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为自己规避甚至逃避国家法的制裁而机关算尽。当然，“私了”的客观结果却能息事宁人，有根除后患的现实功效。在民间社会规范遵行者的眼里，赔人钱物就等于对他（她）生活其中的社群给了一个交代，一个“说法”，是一种悔罪的表现，因而得到社群的谅解当在情理之中。于此情形，加害一方就以此为由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制定法的角度看，这不妨可以作为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因此，通行的逻辑就是承认自己犯了罪，但“我”也付出了代价，承受了痛苦，所以赢得国家法的宽大处理合情合理。
司法实践中这样的例子是经常存在的。问题在于司法者（主要是法官）是否具有纯熟的平衡技巧。司法者既不能违背法定职责，又不能完全被民间社会规范牵着鼻子走，他（她）得交替穿行于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既不能枉法（国家法）裁判，又不能不照顾他（她）内心世界里认同或不认同的民间社会规范的势力（我国基层法院的法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认同当地民间社会规范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司法者所处的如上环境加上种种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裁判,结果却大不相同的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因此，在我国基层司法运作中，司法过程就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较量、角力的过程，结果往往就会产出一些模糊的法律产品。［12］国家法就这样被民间社会规范重新塑造，同时，民间社会规范也被国家法重新塑造，两者互动的情形十分明显。不妨这样说，国家利益和民间社群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司法过程中被司法者上下其手（不含贬义），巧妙地磨合了，化解了。诚然，在具有制定法传统的我国，司法者并不能创制法律，改变法律，但他们却可以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在如何适用法律上，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此意义上，或许司法者可以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良性互动的“CPU”，从而司法过程也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互相重塑的最佳通道。
在大量的民事纠纷和冲突中，当事者选择“私了”还是“公了”，这是他们应有的和法定的权利，⑤国家法于此保持退隐状态。在民事领域中，“私了”一词只具有中性的含义。当然与国家法所肯认的基层人民调解制度有所不同的是，⑥“私了”实质上指纠纷或冲突双方的自行和解，不需要调解员的从中调停，至多需要一个或数个中人。但实际生活比理论预想要复杂的多，民事纠纷或冲突中的“私了”因纠纷或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一概而论。但不管怎样，这类“私了”对于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者的讼累，降低维护秩序的社会成本等都不无好处。
注释：
①对民间法或习惯法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在此仅取它们作为一种民间社会规范的这一含义。参见田成有：《社会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载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少数民族地区“赔命价”、“赔血价”的财物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往往会超出加害人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很多情况下需要整个家族共同负担。我所说的现实儆戒意义即在于此。
③民间社会中所认为的犯罪行为在国家法中不一定定为犯罪，而在国家法中定为犯罪的行为在民间社会中却不见得就被认为是犯罪，这几乎是一个常识。
④刑法不仅是私法的保障法，而且是其他一切法律的保障法。详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⑤行使此项权利要以不违背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为前提。行使权利不能妨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妨碍别人正当权利的行使。
⑥基层人民调解制度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司法助理员的调解，法律服务所的调解和司法调解中心的调节等等，但不包括法院的调解。调解的范围主要有：婚姻家庭纠纷（包括婚姻、继承、赡养、抚养、扶养、其他）、邻居纠纷、房屋宅基地纠纷、债务纠纷、生产纠纷、赔偿及其他。详见翁开心：《认真对待基层人民调解制度》一文，载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17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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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姬敬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J).中外法学，2000,(1).
[4][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M).强世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5]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7][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A).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C).北京：三联书店，1994.
[8]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9]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苏力.当代法律中的习惯——司法个案的透视(J).中国社会科学,2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