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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审判程序中设立独立的认证阶段
李　霄

　　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是落实审判公开制度，建立高效、公开、公正的审判机制，以追求法律的最高理想——正义。落实审判公开制度的核心在于庭审活动的公开，即要求在庭审阶段当事人要当庭公开举证、质证，法官要当庭公开认证，使整个庭审活动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为此，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进行了长期的探索，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然而，从当前审判方式改革实践来看，当庭认证率低，且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是困扰我们审判方式改革的一大难题。据此，本文试图从在庭审程序中设立独立认证阶段的角度对认证问题作一探讨，以期对解决认证难的问题有所稗益。
　　一、当前庭审中的几种认证方式
　　审判方式改革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扩大庭审活动的透明度。认证作为庭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应当最大限度的公开，也就是要求我们要当庭认证，并把对证据的确认情况及理由公开宣布，还当事人以清楚，还社会以明白。
　　当庭认证是指法官在法庭上对证据材料是否是客观事实，能否证明案件的情况，能否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是否依法收集，也即是对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和确认。这是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前提。诉讼中案件的事实是通过证据再现的，法官作为诉讼中的裁判者既不可能象运动场的裁判员那样是事实发生时的现场目击者，也不可能通过客观实践来认识事物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他只能靠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的审查、分析、判断、确认来再现案件的本来面目，以分清是非。从当前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当事人一证一举也好，还是按证据的种类以及内在的逻辑关系按组分类举证也好，合议庭的认证基本上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一方当事人举证，经对方当事人质证后，审判长根据自己对证据材料的分析、判断，不经合议庭评议宣布该证据或该组证据中某些证据当庭予以确认(特别是那些无争议的证据材料)。这种做法并不很多，但确实存在，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直接违反了我们的合议制度。
　　(二)一方当事人举证，经对方当事人质证后，审判长当即在审判席召集合议庭的其他成员进行简单交换意见评议后，宣布某些证据符合证据的基本特性，当庭予以确认。这种做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按照诉讼法的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时是不公开的，如果在审判席上合议庭成员对证据进行评议时的声音过高，那么合议庭的合议过程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也就是说直接泄露了审判机密，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他们在评议时就不得不尽可能的压低声音，这时的书记员就无法听到，也就无法记录，合议庭评议过程就无法通过记录再现。那么在后来的判决书中所论述的对某一方当事人所举的某些证据由于某种原因，本院予以采信，其所提出的理由予以支持的观点似乎就成了无本之木。
　　2?这种认证方式由于是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进行，合议时往往是在一起简单的交头接耳，是很不严肃，而且大显仓促、草率。
　　3?这种认证方式，由于不是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对所有的证据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判断后进行确认，而是孤立确认，这样就使得证据间的关联性降低，而且当庭无法判断所确认的证据和其它证据能否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
　　4?由于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要对证据进行确认，就不得不多次休庭合议，使庭审过程显得很零乱，拖延了庭审时间，增加了诉讼成本。
　　(三)即所谓的综合认证。也就是在当事人把所有的证据举完，经对方当事人质证后，审判长宣布对当事人所举证据确认与否待休庭后由合议庭进行评议再作决定，然后宣布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这时的休庭是指庭审活动基本结束后的休庭)。这种做法从理论上看并无不妥之处。但是在实务中按这种方式操作的，通常在合议时往往“省略”了对证据的合议而直接对裁判结果进行合议。所以我们查阅卷宗时就很难看到对证据确认情况的评议纪录。这种直接对裁判结果进行合议的方法，看起来是实行了合议制，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合议制，因为由于他们没有先对证据的确认情况进行合议，没有形成对证据的统一认识，所以在对案件裁判结果进行合议时，合议庭成员都只能依靠自己对证据的分析、判断后形成的“内心确信”为依据来发表自己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意见。对证据的确认情况及理由也就无法向当事人交待。
　　二、我国诉讼法关于认证规定的不足
　　我国三大诉讼法典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均把庭审过程分为陈述——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宣判这么几个阶段，都没有认证时机方面的规定。所以造成上述认证不统一、不规范的原因，除有些法官的素质低、能力差这些主观原因外，法律规定不清楚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以民事诉讼法为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均没有关于认证的规定。只有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认证作了一些初步的规定，如第13条规定：“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能够当即认定的，应当当即认定；当即不能认定的，可以休庭合议后再予认定；合议后认为需要继续举证或进行鉴定、勘验等工作的，可以在下次开庭质证后认定。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分析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它似乎指出了3个认证时机。第一个是“当即”，即成员在庭审中即席合议认证，这种认证方式的缺点，前文已论述；第二个是“休庭合议后”由合议庭成员进行认证；第三个是“下次开庭质证后”，笔者理解这实际上是前两个时机的重复。所以这条规定仍然没有解决认证的方式与时机问题。可见我们的法律关于认证问题的规定仍是一个盲区，这就使得审判人员在操作时无所适从，只有靠个人的理解各行其事，造成了审判实践中认证方式的随意性很大，相互的差别也很大，不统一、不规范。
　　三、关于在我国审判程序中设立独立认证阶段的设想
　　笔者认为要解决认证难的问题，除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外，还必须在立法上对我们的诉讼程序进行修改，更好地通过程序公正来体现和落实实体公正，以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笔者设想，在我们的审判程序中设立一个独立的认证阶段，也就是把庭审阶段由过去的陈述——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宣判的五个阶段，改变为陈述——法庭调查——合议(证据)——法庭辩论——合议(裁判结果)——宣判的六个阶段，在法庭调查过程不再对证据的确认情况进行合议，而是由当事人把所有证据举完，经对方当事人质证后，也即是在法庭调查结束后，法庭辩论开始前，休庭对证据的确认情况进行合议。重新开庭后，审判长首先将证据的确认情况及确认理由，向当事人进行宣布，使当事人明白自己所举的证据材料哪些被法庭确认?为什么被确认?哪些没有被确认，理由是什么?然后审判长再宣布进入法庭调查阶段，并根据证据的确认情况指导法庭辩论，合议庭对证据确认是一种权威确认，所以证据一经确认后，就具有了不容争辩性，合议庭就可以要求当事人在辩论时不必再对证据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的主要内容应围绕法庭确认的证据，对案件如何定性、如何适用法律和应如何承担责任展开。这样可以使辩论更加集中，焦点更加突出，论理更加透彻、清楚。法庭辩论结束后，合议庭体庭对裁判结果进行合议。这时，由于证据已被确认，案件的本来面貌就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且经过法庭辩论后，对案件的性质法律的适用和责任的承担问题也基本明了，合议庭就可以很快地将裁判结果评议出来，当庭宣判也就不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
　　这样做，第一，可以统一、规范合议庭认证的方式和时机。第二，认证时可以综合考虑各证据的内在关系，避免证据关联性的降低。因为证明体系是由各个证据根据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共同构组的一个有机整体，只有这个有机体完整，才能再现案件的本来面目，所以在待当事人把全部根据举完，并经对方当事人质证持，进行合议，就可以使合议庭成员综合所有证据和质证意见，根据认证规则加以确认。第三，可以提高当庭认证率。由于设立了独立的认证阶段，就迫使合议庭在这个阶段对证据必须进行确认，否则庭审就无法进入下一个阶段。这样当庭认证率自然会有很大提高。第四，可以指导当事人进行辩论。在认证阶段合议庭对证据作出了权威认定，合议庭就可以要求当事人不必对证据问题再发表意见，只能围绕已确认的证据，就案件的性质、法律适用、责任承担问题发表意见。这样当事人就可以集中精力论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使法庭辩论的焦点更加集中、突出、理由更充分。第五，可以提高当庭宣判率。
　　第六；设立独立的认证阶段后，可以加强合议庭的职责，强化庭审功能，提高审判效率和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同时也可以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
　　
　　(作者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摘要：以非监禁刑为主要特征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应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它的出现与发展对刑罚执行制度影响深远。我国紧跟时代步伐，于2011年颁布了《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经过长期的理论论证和实践经验总结，我国又于2012年正式颁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加强和改进了对特殊罪犯的管理和惩治方式。

前言

2003年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激发了我国对社区矫正的思考，也引导理论界和实物界进一步深入探究刑罚执行问题。社区矫正的试点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我国对社区矫正的审视和思考，而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不仅是对社区矫正的制度性确定，更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把握此项制度。

一、社区矫正概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刑罚的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即产生了帮助罪犯复归社会的指导思想。[①]于是，社区矫正应运而生。一般认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社区矫正是由美国率先推行的，由于其注重对犯罪人的改造、完善而不是报复；因此，社区矫正比监狱矫正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刑罚发展的趋势。

（一）社区矫正的内涵

社区矫正，有的国家称之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在我国，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社区矫正的特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社区矫正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主体的特定性

在社区矫正中，国家机关承担着指导者、决定者、监督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由特定的机关负责执行特定的工作。在我国，社区矫正的指导者、决定者、监督者和具体执行者是特定的，指导者是司法行政机关，决定者是司法机关，而监督者则是公安机关。

2、对象的类型化

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特殊类型的罪犯。作为社区矫正对象的罪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按照刑法的明确规定，只有被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或者裁定假释的罪犯才可以进行社区矫正。因此，其特殊性便在于上述几种罪犯的罪行较轻或者刑罚执行过程中的良好表现；其本质是罪犯的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人身危险性极大地降低。

3、矫正的地域性

顾名思义，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而非监禁场所进行的。社区矫正强调在社区中对罪犯进行行为上甚至是精神上的矫正。执行社区矫正的场所是在社区之中，罪犯可以在自己居住或者长期居留的社区环境中参与社区矫正，完成审判机关判决的事项，或者进行社区矫正机构指定或者鼓励的事项。

（三）社区矫正的起源

社区矫正，也被称为社区处遇，是相对传统的机构式而言的一种新兴的犯罪处遇方式。[②]而新的处遇方式是需要全新的社会理念作支撑的，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兴起的罪犯再社会化思潮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理念。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学派主张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和再社会化，使社区矫正思想由孕育走向成熟，并逐渐由学说渗透到立法，再转化为各国的司法实践。

1、社区矫正的探索——犯罪寄宿所的建立

19世纪初期，美国就出现了构建社区矫正的伟大尝试，但却鲜有成功案例。19世纪中叶，第一个罪犯寄宿所艾萨克·E·霍珀之家的建立，可以说是社区矫正的里程碑。此后，30年内类似的寄宿所在费城、芝加哥、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相继出现，都由私人社团出资并管理。

2、社区矫正的构建——缓刑、假释制度的形成

社区矫正的另一形式——缓刑——也是在美国发起的。1841年约翰·奥古斯塔斯到波士顿治安法院的囚犯羁押处要求把酗酒犯释放出来交给他看管，此后的18年里，奥古斯塔斯一直持续从事义务监督活动直到去世为止，以保释缓刑的方式总共接收了1946名罪犯。

社区矫正的又一形式假释，是在1876年由美国纽约州埃尔米拉教养院开始实施的。早期的假释是对保持良好行为至少1年时间的犯罪人的奖励。以后各州纷纷推广假释制度，直到1900年，20个州有了假释法；到1922年，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都通过了假释立法。

3、第一部社区矫正法的颁布

美国作为社区矫正司法实践的先行者，其在立法方面的成果尤其不容忽视。20世纪30年代中叶后，美国行刑领域称谓发生重大变化，“刑罚领域”更名为“矫正领域”。1954年，美国监狱协会更名为矫正协会，标志着行刑理论和实践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社区矫正法——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法》出台，标志着世界上第一部社区矫正法的诞生。

（四）我国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