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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立宪问题初探

高军


[摘要] 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功能上负有统一整体法秩序的作用，一国治乱兴衰与宪法之优劣有重要的关系。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故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我国宪法中财政条款较为疏漏，实践中带来诸多问题，必须从财政立宪的高度加以完善。
[关键词] 财政 财政宪法 财政立宪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汉族，江苏淮安人，副教授，法学博士，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法学人才，主要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研究。电话:13585359126 ；EMail:gdhzgaojun@gmail.com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界限，同时对于不同法律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1](P3-4)法治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部规范意义的宪法。作为“高级法”的宪法，体现一种超验判断，能够对抗以法律名义制定的非法之法。因此，法治国家必须制定一部良宪，而一部宪法是否属于良宪，其判断标准一方面在于该宪法是否真正地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在于该宪法的内容是否完备、科学以及该宪法的保障装置是否有效。科恩在论述“民主的法制条件”时亦指出，“在实行民主的社会中，某些原则是必须写进宪法中去的。这些即保证允许并保护公民从事参与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各种事项的原则。这些保证就是民主的法制条件。”[2](P121)众所周知，“财政决定庶政”，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
一、财政立宪的理由
首先，宪法内容的开放性。宪法本身是一种具有“框架秩序”的规范，其内容呈现开放性，宪法规定多为低密度规范的指示，即制宪者有意识地保留给各宪法机关一个自主活动空间。依国民主权原则，立法机关具有直接民主正当性，关于框架内容的填补与充实，立法机关可认为是最适切的机关功能主体，而享有一定程度的形成自由空间。[3](P270)不过，立法机关所奉行的多数原则虽然是民主程序的基本要求，但多数决定的立法并非一定是真理的实现，其仅是试误过程而已，因此有可能是错误，甚至是违宪的。在一个实质法治国中，立法权有其宪法界限，多数决定不能背离正义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应受到基本权利与正义的拘束。况且多数决原则，仅系促成民主国家体制的其中一种要素，“民主”概念尚须藉由宪法的基本价值决定形塑。尤其任何民主的多数决定，必须重视基本权利作为具有拘束力的价值秩序。[3]( P267-268)因此，法律除应由立法机关，依一定的程序而制定外，尚须具备符合宪法规定的实质内容，就税法而言其必须接受租税正义的约束，“否则摒弃一切宪法约束，达成最高税收之税法即为最合理之税法，其不当实不待解说而自明”。[4](P55)
其次，现代国家财政支出的扩大易导致征税的无度。虽然课税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但并非每一受害人均能清晰洞察。“盖租税国家于行使其权力时，尽可能不引人注目，乃惯于让纳税义务人税源扣缴、预估暂缴；或借税单定型化使纳税命令宛如证书之作成；由税目多元化而隐藏实质之重复课税；透过间接税使纳税义务人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直接税则借由限制财产增值及损费限额之认定，使得帐面营利所得不至减少。”因此，单凭租税法定主义的形式要求，并不足以保障纳税义务人之基本权，而须另加以宪法上之前提以审查税法自身之明确性。[5](P29-30)此外，民主制度导致支出意愿大增，从而导致“租税国危机”。在民主制度下，议员依其偏好及利益团体的压力，不断有崭新的或追加的社会福利法案或计划提出，其财源均来自于一般的纳税义务人。虽时过境迁或环境改变，但囿于既得权难以取消，逐渐成为国家的长期负担。因此，议会保留、民主参与程序及立法程序的公开透明化，并不一定能保障纳税义务人，宪法上所保障的自由权与财产权，不能单单依赖议会的审慎计算，而须对所立之法律，加以实质之限制。[5](P30)由于纳税人基本权并未在政治结构中取得一个长期或近乎永远的地位，于是纳税人的宪法保护，不得不走向历史舞台。[6](P114)
第三，税收函令行政现状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对于税法而言，由于税收事务高度复杂并具有技术性，且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冀希望税法事无钜细地对所有事项予以规范，事实上不可能也根本无法做到。而作为法律解释与适用机关的司法部门，限于人力与资源，实际上无法对所有的法律规定预先作出解释，以供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时备用，另外，基于司法消极的不告不理的原则，未发生诉讼的事件，司法机关不得加以介入。因此，希冀司法机关就所有的法律事前颁布司法解释以供行政机关适用，现实上无法办到。毋宁，应先让行政机关在适用其主管业务所涉及的法律规定时，令其先提出其主观上认为适当的解释意见，如果行政相对人同意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则行政机关根据该解释所作成的行政处分，因为人民未对之异议，即产生事实上的效力。反之，如果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人民主观上认为不当，则可在个案中对行政机关根据其解释意见而作成的对其不利益的行政处分，提起行政救济程序。此时，再由司法机关来予以定夺，究竟是行政机关或人民的法律解释意见，何者为正确且适当。[7](P65-66)但是，税收实际中的函令主宰现状，极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因此必须确立违宪审查的标准。
此外，自近代以来，西方各国财政宪法的内容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近代市民革命的成果，除了确立强制性的财政收入作用应经人民代表议会同意的“财政议会主义”之外，并同时指明财政作用的公共性来自于人民全体之利益。在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法治国时代，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国家机能仅限缩在国防、治安与税收三个领域，国家财政规模有限，宪法对财政作用的统制，仅以“租税法律主义”为限。然而，随着社会法治国的到来，“最少干涉之政府即最佳政府”的思想逐渐被扬弃，国家扮演的角色日益加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公共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规模日趋扩充。此时，对财政收入、管理、营运以及支出作用之完整宪法规范，亦日显其必要性。[8](P367)一些国家宪法中设“财政”专章对之予以规范。
当前，就我国宪法而言，财政制度方面的内容并未如德、日等国宪法设有专章规定，其规范方式，有散乱及层次不一的缺憾，而且对国家财政权的相关规定亦极为粗陋，仅有的几条与预算有关的条款，仅仅明确了各级立法机关在预算方面的审批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预算编制权，而对于国债、国库、以及税收立法权限、税收的范围、中央和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等都没有明文规定和严格的界定。直接涉及税收的条款只有一条，即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学者指出：“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9](P76)我国宪法的这种状况和财政立宪的精神相去甚远，也和一个大国的地位不相协调。这些财政立宪的不足会导致财政秩序的混乱，甚至存在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10](P157)
二、我国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核心及程序
1.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1](P3)规则尤其是作为社会元规则的宪法本身必须保证公平和正义，而公平正义的规则产生必须遵循科学的前提预设。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宪法在设定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对权力进行分工，限定权力行使的边界，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上，必须坚持“性恶论”、“无赖假设”。 虽然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对统治者持人性乐观的态度往往导致悲剧性的后果，相反，对统治者持人性悲观却导致了好的制度的产生。“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12](P56)休谟尖刻地指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13](P27-28)托马斯•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14](P22-23)在西方思想史上，此类论述比比皆是，已成宪政基本通识，是制度防恶的理论基础，我国财政立宪必须坚持这一前提预设。
2.财政立宪的核心
在对待征税问题上，纳税人与政府的态度处于对立的状态，正如穆勒所言，“政府的利益在于课以重税，共同体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减少纳税，少至只能维持政府的必须开支。”[15](P1)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政府官员必然会抱怨财政收入还不够多，财税部门的官员声称民众税负还不够高，但一个受法治、宪政约束的政府对税款的需求必须面对一个宪法性边界，那就是民众的承担意愿。因此，财政立宪的核心主要在于控制征税的规模。
公共选择学派即基于此而提出立宪经济学理论，主张制定财政宪法。因为，“在这种非制宪背景下，未来的纳税人当然易于受到把征税能力利用到极致的政府的剥削”，“未来或潜在的纳税人显然都愿意在预算期开始以前对征税权实行宪法约束，这种约束是为了在立宪以后的所有税期制约财政权力的运用”。如此，人们才能够预测，并且可以适当的调整其行为，当然还包括一些需要较长时间规划的行为。[15](P223)亦即由于税收意味着资源由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因此，实行税收立宪，就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使纳税人能够通过对预先确定的税收法律的了解而获得对于税收负担的可预测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来防止权力被滥用。在宪法中规定税条款，其目的在于划定国家通过税收汲取公民财产权的范围，如果国家超出范围征税，公民有权拒绝。[16](P50)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税收不应是根据政府需要来决定收取的，更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依据需要完成的公共事务仔细计算的结果。 不同于一般经济以追求赢利为目的，国家财政以非营利性为目的，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国家财政所应考虑的事项，乃如何应用财政手段，达成维持国家的独立安定、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宁幸福等公共目的，而不再以取得超额的收入为目的。财政上没有求盈余或讲积蓄的观念，因为财政的收入，是以供应财政的必需支出为限度的，并且是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为正常目标的，否则难免不成为“聚敛式的财政”，以致民间的财富集中于国库，这是应该严加禁止的。 民主国家的税收体制都是“量出为入”，即依据公共事务决定征税征取。 原因在于：第一，经济学理论及长期的人类实践已经证明，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必然低于民众个人支配、利用的效率。如果政府税收规定过大，必然使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而这会降低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第二，宪政主义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是有限的，社会、市场能够解决问题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用税款来解决。而现实中政府用税款所干的很多事情，其实完全可以由市场、由社会自己来做，而且会比政府做得更好。给定一个社会，若政府占用资源过多，则社会占用资源必然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小。一个重税国家，社会的活力必然会受到抑制，这种损害尽管在短期看不出，但长期来看，对于人的自由和社会繁荣，会有致命损害。[17]
3.财政立宪的程序
财政立宪过程中必须遵守程序的正义。首先，在法治社会，权力是以法的形式表达的，法的权威来自于其制定的民主性。作为原规则的宪法制定本身必须由人民直接参加，或由人民通过公正的选举程序产生的代表参加。其次，财政立宪过程必须在“无知之幕”下进行。[15](P4)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即不管这个人处在什么地位，都认为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11](P131-136)哈耶克亦指出，“当代表们所能够制定的是他们本人及其后代也必须同样遵守的法律的时候；当代表们所能够提供的只是他们本人也必须承担各自份额的金钱的时候；当代表们施以损害他人的行为与众人同罪的时候，被代表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善法，才可能指望蒙受较少的侵害，才可能指望保有必要的节俭”。[18](P278)
三、我国财政立宪的形式与内容
考察世界各国宪法，财政立宪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分散式，即分散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二是分散加集中式，即既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又由专门的财政章节予以规定。大多数财政立宪的国家采用第二种方式，即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再用专门的章节规范财政事项。[9](P77)
财政宪法的内容，具有指导地位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项：[8](P369-371)（1）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民主主义一般又称为“财政议会主义”或“财政议决主义”，指藉由人民代表议会对公财政进行统制的重要原则，其理由在于：由于国家活动所需的资金，最终须由国民提供，在宪法上属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而国家所管理、使用的财产，其原始资金亦根源于国民，因此国家必须仅能为国民的利益而管理、运用。同时，鉴于财政作用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重要性，因此在拟定计划之初，即有必要由议会参与决策、适度监督，以免造成运用上的偏颇。此外，鉴于财政作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业已使得以预算形态表现的财政计划，俨然已成为政治活动的“节目表”，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制定法，因此亦应与法律一样同受议会的统制。财政民主主义原则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课税、发行公债等造成国民负担的行政行为，应得议会承认。②不得因身分、特权而免除租税义务。③政府的岁入、岁出应总计于预算书，交由议会审议，并以公开为原则，其使用则依法律规定。④决算书应得议会的承认。（2）健全财政主义。国家以永续存在为目的，国政亦须在安定的财源支持下永续经营，其在财政上的前提要件，则在于财政之健全性。而欲求财政健全，首重收支平衡，因此岁出原则上须以租税等“实质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得依赖公债、借款等“非实质收入”以为支应。财政健全主义内容主要包括：①政府经常收支，应保持平衡，资本收入、公债现赊借收入及以前年度岁计剩余，原则上不得充当经常支出之用。②政府非依法律，不得于预算外增加债务。③为调节国库收支而发行国库券，应依法办理。④应禁止“赤字公债”。⑤公共债务不得逾越适正规模，未偿余额应设上限规定等。（3）适正管理、营运主义。根据民主主义与国民主权原理，政府的一切资金均来自于国民的委托，其管理、营运必须适正为之。其通常在制度上具体表现为：①岁出岁入应全部编入预算，以利于议会审议、进行统制的“总计预算主义”。②执行岁出预算时，禁止目的外使用并于原则上禁止流用。③国家作为当事人一方订立契约时，为保公正及节约，原则上应通过一般竞争契约方式进行。④无论岁出或岁入会计，命令机构与出纳机构均应分立。⑤谋求公财产管理的合理成本与利润等。
笔者认为，我国的财政立宪宜采取分散集中的模式，其完善应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1）基本国策条款中，规定国家征税，须培养税源，并衡量人民纳税能力，以重民生。（2）宪法必须对政府的收入用途进行约束，“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15](P31)因此，应明确规定税收必须用于公共支出用途的条款，使纳税义务与纳税目的相联系，为确认纳税人税款使用监督权及进而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确立宪法基础。（3）在宪法第56条后，补充“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的原则性条款。（4）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建议补充“新征税收或变更现行税收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5）补充“公民享有依其纳税能力公平纳税的权利”及“公民有最低生活费不被课税的权利”。（6）规定原则性的公民社会权条款，建议仿日本宪法补充“公民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和有文化的生活权利”。（7）确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边界，补充有关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与税收分享权划分的规定。全国范围的例如国防、外交这类的公共服务所需的费用，相应的税款应该由中央政府支配，而地方上的公共服务，应该尽量由地方政府直接通过地方征税来完成。（8）明确预算的法律地位， 规定一切财政收支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强化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批权和监督权。同时，规定各级政府对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保障、就业、医疗保险等支出应优先编列。（9）保障国家审计的独立地位。由于国家审计权既关乎国家权力配置和权力结构，也关系国家法治的状态，故应优先确定。我国国家政治构造以人民主权为理论基础，采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审计权应定位为立法权之下的独立监督权，建议将现行的行政审计尽快地转变为议会审计，赋予各级人大对财政运行以有效的制约手段。（10）增加有关国债的规定，补充“国债发行的主体、条件、程序、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由法律规定”的条款，为我国国债法的立法确定基本框架。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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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作权的集体管理

康燕


内容提要：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发端于18世纪，从音乐作品领域而扩及文字作品和美术、电影作品、邻接权等领域，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价值凸现。但是目前许多国家还处在建立时期，各国的立法和实践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本文拟从著作权集体惯例制度的源起及现今各国的立法通过比较的方法和经济分析的方法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几个特殊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探讨。
目次：
一、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源起
二、各国立法和管理体制及简要评析
三、中国的立法现状
四、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经济分析
五、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六、结语
正文：
一、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源起
对著作权进行集体管理，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后期的法国。1777年，由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倡议成立了法国戏剧作者作曲者协会(ＳＡＣＤ)。该协会的宗旨是保护戏剧作者作曲者的精神和财产权利，其任务是负责收取和分配使用本会员作品的费用，就舞台作品的使用进行合同谈判，对有困难的作者给以帮助。继该协会之后，法国又相继成立了非戏剧性音乐权利集体代理处、多种媒体作者协会等等。这些协会的成立，发展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内容。在法国之后，以集体管理方式实现著作权的人的权利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目前,美、英、德、日等著作权保护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成立了各种不同类别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我国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集体管理也作出了规定。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从诞生之初就是著作权人自发地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权益的社团。它首先产生于音乐作品领域，因为使用音乐作品的方式非常分散，作者和代表作者利益的出版社无法单独实现作者的权利，随着机构的你断发展和壮大，目前在国际上已经不再限于之，而是扩大至文字作品和美术、电影作品、邻接权等领域。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伴随着19世纪20世纪初的产业革命而走向世界。二十世纪末的信息产业革命更是进一步地推动了它地发展。在维权的呼声中，它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尽管在性质，地位上各国的做法和认识还有一些差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已经凭着自己的优越性征服了世界。
二、各国立法和管理体制及简要评析
在著作权管理的立法上，各国在其法律观念、法律传统上有差别，英美法将著作权视作动产，并未因为著作权的无形财产性质而特殊对待。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在法律上视作商业活动。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般依据公司法或者竞争法而建立，并且受反垄断法的制约。相比之下，大陆法对待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时则审慎的多，他们都用专门法律规定，具体又可以细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对之单独立法，比如德国就建立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法》；一是将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作为《著作权法》的一章或者专门的几条来规定。 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刚刚进入立法，仅在《著作权法》中有两条原则性的规定，但是第八条第二款已经为今后的关门立法铺平了道路，相信随着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水平提高，经验的积累，专门的立法的出台是指日可待的。
比较大陆法和英美法的立法，我个人认为大陆法的立法体例较为可取，也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因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需要一定的权威性才能完成管理的重任，其权力来源有两个：一是国家的垄断性授权，一是著作权人的授权，惟有如此，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才能实现统一高效的管理。这种统一性是降低管理成本的唯一途径。英美法将之视为一般的商业主体，受反垄断法规的约束显然是违背科斯定理的，几分天下的局面，必然会降低管理组织的权威性，影响制度本身的发展。该制度在欧洲国家、日本、加拿大和我国香港地区等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较成功，而美国反不如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就与美国不加区别地将竞争机制引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有关。
三、中国的立法现状
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八条明确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可以通过集体管理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指明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赋予其以自己的名义代为行使权利并具有诉讼的职能。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中，进一步明确两者之间是以合同方式建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带有信托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虽然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规定还不够完善，但是从上述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已经确立了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一种半官方的组织，因其设立、管理都要受著作权行政管理的监督。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有人就认为著作权的集体管理组织应该是“法团”，是区别于国家和社会（各私权主体）的第三类主体，并且认为“官性”的组织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自愿许可的；
3、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带有信托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4、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垄断性和非营利性。
四、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经济分析
著作权是无形财产，有着一切知识产权的经济特征。知识产权一定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经济效应是支配知识产权制度的经济根源，他决定着知识生产者地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冲突地平衡，决定着一个国家如何建立合理有效的具体制度。 著作权更是如此，其外部性效应尤甚。传统著作权法的基础是有限的复制技术，有限性意味着复制作品的成本很高，法律矫正这种外部性、保护著作权人的比较容易，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成本较低，但是作品使用人也很难找到。新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对著作权人权利实现而言，无疑是一大鼓舞，但是烦恼也随之而来。新技术扩充了权利的范围，权利的完整性受到加强，以及有了能控制作品的新的技术手段等。但是新的资讯手段的多样化给“搭便车”者带来更多的可乘之机，作者的利益蛋糕被更多的“免费”使用人瓜分。 面对作品一旦脱离作者，就几乎无时无刻处于被侵权的威胁之下的状况，著作权人个人行使权利的成本激增，单个作者不可能一一找寻使用者，使用者在很多情况下也无法确定作者，如果还是用传统的权利行使方式，势必会导致社会成本的无限加大。而按照科斯定理，社会交易成本的为零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益的。无疑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降低这种社会交易成本的最佳途径，尤其在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建立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那么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集体管理制度才是最合适的呢？各国都开始了探索并且在一些领域取得很大进展。下面就此谈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五、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1、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定位问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民间机构、还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组织？在这一点，论争非常激烈。一般讲，发达国家一般定位为民间组织，而正在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国家则定位为官方或半官方机构。 究其原因在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威，这是其工作的基本前提。对于正在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国家而言，树立组织的权威简单而由快捷的办法就是给予其一定的官方性，这就给许多人造成了一种假相，似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了“官性”才能有其权威发挥作用。历史告诉我们，两者并不是必然联系的，官方不等于权威，权威的树立须在组织的实际工作中才能真正树立和体现。因此，在借助官方力量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后，还是应该还之于民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政府职能社会化，政府原先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多的由社会自己来承担，但是这并不代表国家作用的完全退出。正如苏永钦所讲：“大政府不再被选民青睐，自由市场的活力与弹性重新得到肯定。但是回归市场不代表自由放任，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施罗德的新中间、到小布什的悲悯保守主义，都仍然强调政府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减少的只是直接的干预，不是不管，而是管得更有智能。政府的角色更像伙伴，而非统治者；像社区组织者，而非资源分配者。行政部门应该追求‘四k’——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沟通（communication）、与共识（consens）来代替过去自上而下的管制。” 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其调整社会生活手段的变化反映到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上就是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和日常管理活动的监督，这种管理的介入只能是间接的，但是不能就此就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
2、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自愿许可还是强制许可？探究这个问题应该从著作权的性质来分析。著作权也是一种权利，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但是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私权的一种，无论“由谁来主管，也无论设置什么机构来保证权利的实现，都不能改变其私权的本质属性。在民事权利领域，权利百分之百属于权利主体，没有什么主管机关可以干预。因此，我们在立法时应该凸现其私权的本质，并围绕这一点来调整利益关系。” 这是对著作权性质的经典阐述，私权利的性质给了著作权某种绝对性，作为一种行为的可能，权利人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强制许可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一种侵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伯尔尼公约》确立了著作权的自动保护原则：即获得著作权保护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不需给注册或加注任何著作权保护的标记，如把著作权集体管理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前提就违反了该原则。所以，WIPO的两个条约所规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任意的而非强制的。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只能是自愿的，这不仅体现了对私权的尊重，而且更是对著作权自动保护原则的坚决维护。但是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有些国家确立了著作权的强制集体管理制度。这些国家的强制集体管理制度通常由法律明文规定，是指著作权中某些权利必须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权利人如果不接受，就不得享有该权利，实行强制集体管理的多是报酬请求权，比如美术作品的追续权等。 强制集体管理的积极意义在于使集体管理机构真正有权代表所有的权利人，这对强化其地位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出于对权利人自由行使权利的保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明确了自己的坚决立场：各国应该维护著作权人选择是否接受集体管理的自由，尽可能避免强制集体管理，即使对单纯的报酬权合理的做法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规定。中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与这一宗旨是符合的。
3、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权利如何确定？著作权是一种绝对权，从保护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法律应当全面保障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自由。著作权由作者直接行使，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然而，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个人行使其私权的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著作权集体管理也是一种限制，它使权利的单独行使服从于集体行使，因此，在确定其权利范围时应该持审慎态度。 网络化的今天，权利的个人行使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捍卫著作权绝对性的立场日趋强硬。从美国95年白皮书和欧盟96年绿皮书可以看出端倪。著作权集体管理应该限在必要的范围内，主要限于那些单独行使存在技术困难，在经济上不现实或得不偿失的权利。
4、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关系？目前公认两者之间是一种“授权”关系，在自愿许可的基础上各国的观点归结起来有三种：一是委托代理关系；一是信托关系，中国采之；一是权利转让关系。 我个人认为定性为信托关系是比较妥当的。两者关系若为委托代理关系，在自愿许可的情况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行动势必会受到很大限制，且随着技术的革新出现的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很难及时有效的管理，因为他还要向权利人重新获取代理权；两者若为转让关系，集体管理组织成为著作权人，行使权利是方便了，却对原始的权利人不利，权利人不能要求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著作权利益，这无疑是对著作权人利益的折损，不利于调动作者创作的积极性。而定位为信托关系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著作权地集体管理是一种自益信托，“自益信托是委托人为委托人与受益人同为一人的利益而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而言”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名义权利人，但是其一切行为都必须为著作权人的利益，收益也归著作权人，切合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宗旨。
5、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垄断与反垄断之辩。从形式上来讲，著作权集体管理类似于专利联营，但是由于它有利于单个权利人行使权利，也有利于使用人，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许可行为本身一般不会违反反垄断法但也有若干限制。例如德国就规定：该类合同或决议为行使权利所必需，且已向监督机关申报为限。 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垄断的发生。统一机构管理，虽然有利于开展工作，减少行政开支，却易产生垄断和滋生滥用权利现象，在利益的平衡和取舍之后，欧陆国家一般都规定集体管理机构的产生需经国家管理部门的批准，机构的经营状况需由其监督。
六、结语：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自产生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它的价值日益凸现，但是毕竟还是很年轻的一项制度，需要持续的完善和发展。网络让世界没有了国界，著作权人权利的行使更加困难，现实呼唤着各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合作，呼唤着集体管理制度的世界统一。相信著作权集体管理世界化的时代就在不久的将来。

参考书目：
【1】《网络环境下作品的使用方式和著作权的集体管理》陈进元 载《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2】《新编知识产权法教程》黄勤南主编 法律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3】《修改立法资料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
【4】《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吴汉东 胡开忠等著 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5】《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分析》刘茂林著 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6】《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卷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7】《光明日报》2000年7月17日
【8】《知识产权论》韦之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9】《现代信托法论》王志成 赖源河合著 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1月第一版
【10】《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问题研究》王先林著 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11】《当代法学》2002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