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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政局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探讨我国当事人适格制度

严佳维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4月，江苏省高淳县民政局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以下简称“高淳案”）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被法学界和新闻界称之为政府为流浪汉打官司讨说法的“中国第一案” 。 时隔8个月之久，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人民法院于06年12月18日作出了一审判决：因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民政局起诉。
尽管该案已暂时告一段落，但这个一审判决并不意味争议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由该案引发的对民政局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争论，以及倘若民政局不可以作为原告，那么死亡流浪汉是否是撞了白撞，他们的合法权益到底该由谁来维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有待研究解决。适逢我本学期主修民事诉讼法，于是我结合相关案情、立法，针对上述案件原告是否适格问题深入进行了研究思考。

二、案件背景资料的收集
因为我只是在课堂上听老师提起过这个案子，所以我对该案的始末和细节情况不甚了解，故我首先通过上网及查阅相关报纸报道搞清楚案件的基本情况。
1、“高淳案” ：
2004年12月4日，李某酒后驾车，在南京高淳县境内将一名躺在马路上的流浪汉碾轧身亡。多方联系后，死亡男子身份仍然无法确定，交警部门在处理这起交通事故中陷入了困境。
2005年4月2日，高淳境内再次发生类似事故。司机王某驾驶车辆，将一流浪汉撞跌在机动车道内，迎面驶来的机动车从流浪汉身上碾轧而过，致使其当场死亡。这个流浪汉的身份同样无法确定。由于肇事司机多次催促警方来处理事故，高淳交警大队找到高淳县检察院咨询解决办法。
2006年3月8日，高淳县检察院向高淳县民政局下达了两份《检察建议书》，提出建议：由民政局代两名无名流浪人员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几天后，民政局将两起事故中的肇事方和保险公司诉上法院，要求赔偿两流浪汉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30多万元。
2006年12月18日，高淳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因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民政局起诉。
在查询本案相关资料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今年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只是未受到媒体太多的关注而已，并且当地的人民法院也都已经作出了相关的判决，我认为这对研究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很高的价值。故也摘录如下：
2、“湖南临湘救助站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以下简称“临湘案” ）：
2005年11月12日晚，一名流浪汉在107国道1419KM界碑羊楼司附近遇车祸身亡，当地交警部门在规定期限内公布消息寻找死者家属，至今无人上门认领。
2006年4月12日，在当地交警部门和检察院的支持下，临湘市民政局救助站以职能部门的身份将肇事车辆所属的运输有限公司和投保的财产保险公司告上法院，并提出了25万元的索赔金。
2006年7月21日，临湘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民政局救助站支付赔偿款15万余元。
3、“浙江桐庐县民政局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以下简称“桐庐案” ）：
2005年10月31日晚，在桐庐县境内的省道上，司机姚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因疲劳驾驶打瞌睡，车辆失去控制，撞上迎面走来的一男子，造成该男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姚某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死亡男子的身份却一直无法查明。
2006年9月，桐庐县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对姚某提起公诉。引人注目的是，桐庐县民政局作为附带民事原告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为无名氏索赔33万余元。
桐庐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浙江省实施该法有关规定，身份不明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遭受伤亡的，损害赔偿金由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存保管。而身份不明之人是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三无人员”，属社会救助对象，民政局是负责处理社会救助事务的部门，由其代为被害人主张权利并无不妥。
据此，法院一审判决：姚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同时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即桐庐县民政局）33.8万余元。

三、背景资料的剖析
从上述三个类似案件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各地法院对民政局能否为遇难流浪汉索赔这一问题的立场是不同的。在“高淳案”中，当地人民法院认为民政局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而在“临湘案” 和“桐庐案”中，当地人民法院显然认同民政局或其下属机构救助站具有合法的原告资格。
那么为什么类似的案件，人民法院会作出不同的判决呢？进一步深究，我发现“临湘案”较之“桐庐案” ，与“高淳案”更具可比性。理由是：
在“桐庐案” 中，由于06年3月底，浙江省人大通过了《浙江省实施办法》，其中第61条有这样的表述：“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赔偿义务人追偿” ，“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参照城镇人口赔偿标准，其损害赔偿金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存保管”。而目前浙江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但可以将其广义理解为政府相关部门。民政局与无名流浪汉之间正好是救济与被救济的关系。这样，法院通过这个地方法规认定桐庐民政局的维权名正言顺。
但“临湘案” 和“高淳案”中，湖南和江苏并没有制订和浙江类似的地方法规以使民政局的主体资格得到法律法规上的确认，所以接下来我主要是针对这两个案子进行比较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桐庐案”对所提问题的解决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四、问题核心的理论介绍
“临湘案” 和“高淳案”所反映的问题核心就是民政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抽象到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上就是有关当事人适格的问题。那究竟民政局是否为适格主体，以下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对民事诉讼当事人适格制度进行论述和思考。
（一）当事人的概念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是指为保护民事权益，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引起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消灭的人。当事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当事人只包括原告（起诉的人）和被告（被诉的人），广义当事人除原告和被告外，还包括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和第三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当事人即无民事诉讼。
（二）当事人适格
1、当事人适格的概念
当事人适格，是指当事人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能够作为当事人进行起诉或应诉，具有诉讼实施权的资格。
当事人适格和民事诉讼权利能力不同，当事人适格是就具体案件而言的，当事人适格表明该当事人是正当当事人（正当当事人是指对特定的诉讼，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原告或被告，因而受该案判决拘束的当事人）。而民事诉讼权利能力是针对抽象诉讼而言的一种资格，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未必是正当当事人。
2、判断当事人适格的标准
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论认为，适格当事人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当事人能力）；二是对诉讼标的所涉权利义务关系具有诉讼实施权。判断当事人适格的标准，关键就在于有无诉讼实施权。根据当事人对特定的诉讼标的有无诉讼实施权，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当事人分为适格当事人和非适格当事人，我国学者又称为正当当事人和非正当当事人。
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诉讼实施权的基础是不同的。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1）对实体权利有处分权或管理权
一般来说，实体法上的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权利义务主体，即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对诉讼标的具有诉讼实施权，是适格的当事人。这是传统的利害关系当事人观念的主要依据，也是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起诉要件之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主体如原告对自己的权利有处分权或管理权，他们当然具有诉讼实施权，可以就争议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从而成为正当的当事人。
（2）诉讼担当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关系主体之外的某些特定主体虽然不是权利义务主体，但其基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对诉讼标的享有管理权或处分权，也是适格当事人。对于上述情形，民诉法理论上称为诉讼担当。所谓诉讼担当，是指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以自己的名义，为了他人的利益或代表他人的利益，以正当当事人的地位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根据诉讼担当产生的依据不同，诉讼担当分为法定的诉讼担当和任意的诉讼担当。法定的诉讼担当是指基于法律规定而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享有诉讼实施权，如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为保护死者利益提起诉讼人等；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根据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而承认的诉讼实施权，如我国的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基于被代表人的授权而担任诉讼代表人。
3、适格当事人的确定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

伊 毅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63)


摘要：“贿赂”，是贿赂罪的犯罪对象，现行刑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遇到许多以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案件，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由于法律对此无明文规定，使这部分贿赂犯罪成为法律上的漏洞。笔者认为应扩大贿赂罪的内容范围，以适应我国当前形势所需，弥补法律漏洞。
关键词：贿赂，现状，构建

一、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现状
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等三种形式，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子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以行贿论处。”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按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贿赂就是行为人收受或索取的财物，立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这是很明确的，这也是关于贿赂的财物说的观点，其认为贿赂仅指金钱或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但对于仅规定财物是贿赂，刑法学界的多数人历来认为不妥。[1]

二、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缺陷及危害
综合关于“贿赂”的不同观点，主要有财物说、物质利益说、需要说三种观点。我国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于财物，排除了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造成立法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许多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案件，也往往造成较严重的危害，却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使之逃脱法律制裁。
索取或收受其他非物质性的利益，与索取、收受财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主观上，都有犯罪的故意，都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客体，客观上也造成严重的后果。索取、收受非物质性利益，有时可以直接转化为财物或者比财物的价值更大，其社会危害性也更明显。
与财物无关的非物质性利益，如升学就业，招工指标，提供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等，不能成为贿赂的对象，没有全面反映贿赂犯罪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由于法治环境不健全，以至贿赂罪广泛蔓延，纵深扩展，不仅犯罪数额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而且贿赂的内容范围也不断扩大，手段越来越高明。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并不仅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当前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尤其是性贿赂成为当前贿赂犯罪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治经济的交易中显得特别灵验。在某些情况下，性贿赂可以得到财物贿赂根本得不到的利益和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性贿赂的危害，有时甚至远远超过财物贿赂。在司法实践中，被揭露惩处的贿赂犯罪分子中，不少有性贿赂的问题。据报道，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贿赂案件中，被查处的官员百分之百的包养“二奶”。
由于历史、社会、个人等原因，目前，在我国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具有广阔的市场和极大的危害性，既破坏廉正建设，社会稳定，又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而且还腐蚀社会空气。
把贿赂局限于财物，不仅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贿赂罪的惩治与防范，而且极大的延缓了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化进程。不利于惩治，控制和预防实际生活中的贿赂犯罪，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是越来越多的人钻法律的空子。有的人非法获取他人提供的各种非物质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因接受的不是财物而未受到应有的处罚，难以平民愤。

三、 完善我国贿赂罪的必要性
（一）将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与国际通行的立法惯例不符
贿赂犯罪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和急需有效治理的问题。国外许多国家在在扩大贿赂犯罪主体范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了贿赂犯罪的内涵外延,即均将“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1915年，日本一法院判定，异性间的性交也可能成为贿赂罪的目的物，奠定了“性贿赂”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又如德国刑法典将受贿对象规定为“利益”，当然包括非物质性利益；丹麦刑法典规定为贿赂或其他利益；罗马尼亚刑法典规定为金钱、有价物、其他利益；意大利刑法典规定为金钱或其他利益；瑞士刑法典规定为贿赂或免费利益；泰国刑法典规定为财物或其他利益；加拿大、奥地利刑法典均将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可见各国对“贿赂”既指财物性利益，也包括其他利益，即除财物外一切足以供人需要或满足人们欲望的有形或无形利益。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也有这样的立法先例，台湾，香港对贿赂犯罪范围规定也包括一切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有形与无形利益，比我国刑法仅限财物的规定范围广泛得多。实际上，我国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就有“非财产性内容”的规定。其22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行贿……。”这里的“其他手段”，应理解为不仅包括财物，而且也包括非财产性的利益、要求或欲望，等等。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贿赂罪的内容排除了非物质性利益，将贿赂犯的对象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的做法，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中已很少见。因此，我国应顺应世界打击贿赂犯罪的立法趋势，借鉴国内外合理的立法模式，将贿赂犯罪的内容扩大到“财物或非物质性利益”的范围，弥补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
（二）惩治非物质性贿赂犯罪符合刑法的谦抑性
所谓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尽量不用刑罚（而用其他的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也就是说当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抑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进而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因此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机制的运作要同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的不可避免性。首先，非物质性利益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例如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的特征，在某些情况下，财物达不到的目的，性贿赂往往可以达到。性贿赂手段隐蔽，不留痕迹，导致权力变质，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要超过财物贿赂。而且近年来性贿赂已经呈蔓延扩大趋势。性贿赂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违法行为的范畴，已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了严重的、现实的破环，是一种明显、严重的蔑视社会秩序的行为。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是刑法的迟钝和无为的反映。其次，由于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的隐蔽、不易证明性，普通的调查手段（纪检、监察的调查方法）已无能为力。将其提升为犯罪从而可以动用刑事侦查手段来收集证据，就能够较为容易的突破案件。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它手段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所以必须用刑法来加以调整。
（三）扩大贿赂罪内容是我国发展形势所需
我国目前处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贿赂犯罪必然会出现各种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在古代“贿赂”确实是仅指金钱和财物的，但它同我国的其他文字一样，是可以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赋予新的含义。如果我们固守陈念，仍认为贿赂只能指财物，就必然放纵许多狡猾的犯罪分子，让其钻法律的空子，不利于惩治遏制贿赂犯罪和打击反腐败。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需要也随之发生变化，不会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而去追逐非物质性利益。正因如此，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有极大的生存空间，目前，以提供性服务、高档娱乐消费、出国旅游或给予高档房屋居住权等等名目繁多的贿赂犯罪愈来愈多，这说明贿赂的内容外延及其对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并日益扩大，这种需求以多样性和层次不断变化性，也决定了贿赂内容手段方法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隐蔽性。以往那种以权钱交易为主的贿赂已被权利交易、权性交易等所取代，传统的贿赂犯罪的内涵、外延上已无法涵盖今天贿赂犯罪的众多形式，贿赂罪对象仅限于财物，无法适应当今惩治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了。

四、 完善我国贿赂罪的立法构建
任何一种贿赂行为，不管其交易的对象是财物还是非物质性利益，也不管行为人在客观方面是被动收受还是主动索取，都必然危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国家机关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威性，这才是贿赂罪的危害实质所在。非物质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行为其实质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应将其归于贿赂罪的客观对象范畴。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贿赂的范围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从理论上来说，贿赂的范围应当与贿赂罪的性质保持一致。传统观念中贿赂的确指金钱和财物的，但它同我国的其他文字一样，是可以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赋予新的含义。正如我国刑法界有人指出，不能把一般文字意义中的贿赂的含义固定化，绝对化。因此，应认为一切能满足受贿人各种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财物、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都应认为是贿赂，把财物以外的其他不正当利益排除在贿赂的范围外，确实与贿赂罪的性质矛盾，也不符合贿赂罪的实际。因此应将贿赂罪的内容扩大到非物质性利益。
比照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规定，可将贿赂罪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利益或非法收受他人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利益的，是行贿罪”。
将刑法中贿赂犯罪的对象“财物”扩至“利益”，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若贿赂罪的客观对象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将存在诸如调查取证难，确定量刑标准难等执法问题，非物质性“其他不正当利益”与拉关系，走后门，一般性的以权谋私等不正当之风和一般违法行为无法划清界限。就量刑来看，如果只有非物质性利益，没有任何财物或可以折算成货币的物质性利益，也无法比照贿赂罪处罚。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时，以这个行为的内容是否容易把握，是否难以取证，难以定罪量刑为标准，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在界定贿赂罪的对象范围时，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可行性是应该考虑的因素，但根本上还是要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将贿赂罪对象扩大到一切利益，虽然法律适用中会出现一些困难，但可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得以解决。
当前形势下，为加大对贿赂罪的打击力度，将贿赂罪的内容扩大到“一切利益”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１］胡驰.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２］刘光显，张泗汉.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３］赵建平.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与定罪量刑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４］陈立,黄永盛.刑法分论[M].厦门.厦大出版社 1998
［５］金卫东.应设立“性贿赂罪”[J].刑事法学.2001.4.

作者：伊毅，武汉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系2001级法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