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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的紧急通知

安监总煤调〔2008〕162号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司法部直属煤矿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国务院召开的太原煤矿安全生产座谈会和国务院安委会召开的辽宁全国煤矿瓦斯治理现场会精神，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百日安全督查”专项行动，积极推动煤矿瓦斯治理和整顿关闭工作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基础管理，煤矿安全形势稳定好转，1-8月份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了25.2%和22.4%。但是，8月份以来连续发生7起重大事故，尤其是9月4日至7日，连续发生4起重大事故，教训极为深刻。

　　8月1日，河南省平煤集团平禹煤电公司四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死亡23人。该矿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12190机巷掘进工作面由于抽放时间短，防突措施不到位，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8月18日，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柏家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26人。该矿属低瓦斯矿井，301采煤工作面因通风系统不合理，未采取有效措施调节对拉工作面风量，致使工作面风流不稳、风量不足，工人违章放炮引起瓦斯爆炸。

　　8月18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尚岗煤矿发生火灾事故，死亡10人（其中盲目施救造成2人死亡）。该矿在井下靠近煤层自然发火区域违章组织施工通风立眼，巷道顶板跨落，造成火区有毒有害气体溢出，导致矿工中毒死亡，事故发生后盲目施救。

　　9月4日，辽宁省阜新市清河门区河西镇第八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27人。该矿为低瓦斯矿井，事故工作面以掘代采，无风微风作业，未对采空区进行及时密闭，造成瓦斯积聚，监控系统传感器数量不足，没有执行“一炮三检”制度，违章放炮引起瓦斯爆炸。

　　9月5日，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金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死亡17人，失踪1人。该矿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由于采掘失调、瓦斯抽采不达标，防突措施不落实，导致煤与瓦斯突出。

　　9月5日，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新华煤矿发生事故，初步核定 13人被困井下（其中盲目施救造成4人被困）。该矿为乡镇煤矿，处在停产整顿期间，擅自下井作业，事故后矿方瞒报，目前事故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事故原因待进一步调查分析。

　　9月7日，河南省鹤煤集团禹州仁和煤矿发生透水事故，24人被困井下。经过紧张抢救，截至9月8日上午，已有7人生还，1人死亡，仍有16人被困。该矿正在技改之中，设计生产能力30万吨/年，在掘进过程中导通本矿老空水，目前事故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事故原因待进一步调查分析。

　　这些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瓦斯治理有差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认真，安全基础管理薄弱，“三违”现象屡禁不止，一些地区和煤矿蓄意瞒报事故，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为有效防范和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必须高度重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各部门和各煤矿企业要充分认识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认真查找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坚决防止盲目乐观和麻痹松懈情绪，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的关系，坚决纠正重生产、轻安全的倾向，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9月5日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特别是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地区，要针对辖区内安全生产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认真研究提出过硬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坚决遏制和防范煤矿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二、加大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

　　各地区要认真开展安全生产百日督查“回头看”工作，组织力量，深入到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单位，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重大隐患和问题是否得到整改治理、安全生产百日督查活动成果是否巩固、安全生产工作是否得到了加强等方面进行再督促、再检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存在瓦斯突出、自然发火、冲击地压、水害威胁等重大隐患的矿井，凡整改无望的，要依照《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坚决予以依法关闭；对存在以包代管、层层转包、火工品管理混乱、使用非防爆三轮车下井等问题的矿井，要立即停产整顿，整改不合格的依法实施关闭。

　　三、突出抓好煤矿瓦斯治理工作

　　各煤矿企业要加快建设“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有效、管理到位”的煤矿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各有关部门要抓紧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08〕17号），制定出台实施细则，研究确定试点单位，强力推进瓦斯治理工作体系100个示范矿井和100个示范县建设。要加大煤矿瓦斯治理的监督检查力度，凡应抽采的矿井没有进行抽采的，一律停止生产；凡建立抽放系统的矿井，抽采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一律停止生产；凡监测监控系统不完善，井下传感器数量和设置位置不符合要求的，一律停产整顿，限期整改。

　　四、继续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工作

　　各产煤省（区、市）有关部门，要按照“提高门槛、严格准入，打击非法、淘汰落后，整合资源、提升档次，大矿托管、提高水平，明确责任、严格监管”的煤矿整顿关闭工作体系，认真落实“十一五”后三年小煤矿整顿关闭规划，将关井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市、县、乡。要严把煤矿新建项目审批关，坚决防止小煤矿前关后建、边关边建。同时，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鼓励引导国有大矿通过兼并、收购、控股、托管等形式，对小煤矿进行改造，提高小煤矿的生产规模、技术装备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国有大矿对已经兼并整合的小煤矿，要严格按照国有大矿的标准进行管理。

　　各地要加大对非法违法生产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乱采滥挖、盗采资源行为，发现有弄虚作假、超层越界等非法违法采矿行为的矿井，要坚决依法取缔关闭；对停产整顿矿井擅自组织生产的，要坚决依法关闭。

　　五、严格恢复生产煤矿的安全验收

　　凡有煤矿停产整顿的地区，都必须制定煤矿复产的安全工作计划，明确复产程序、安全验收办法，明确各个环节的安全要求和安全责任，坚持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凡停产整顿的煤矿，恢复生产前要制定安全措施，由救护队员先下井查看情况，恢复矿井通风系统，抽排井下积水，消除瓦斯和其他方面的隐患，达到安全生产要求后再组织生产。未经安全验收擅自恢复生产的煤矿，一律依法关闭。

　　六、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监管监察

　　地方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根据辖区内煤矿安全生产实际，认真查找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分析煤矿安全生产状况，认真查找差距和不足，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制订好四季度的煤矿安全执法计划。要认真贯彻落实陆续印发的煤矿水害防治、顶板管理、防灭火、煤尘防治、机电运输安全管理、井下火工品管理等专项通知要求。要加大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力度，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严肃查处事故责任者，通过责任追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要高度重视举报事故的核查工作，尽快查清瞒报情况和事故原因，对蓄意瞒报事故的有关责任人员，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已经做出处理决定的，要专项检查责任追究和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

　　请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将本通知及时转发到辖区内各煤矿企业，督促煤矿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并于9月20日前将本通知贯彻落实情况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八年九月八日

　　摘要：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但是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却少有“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争取地位法制化、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是非正规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试从宪政经济法学的视域下探求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村 非正规金融组织 宪政经济法学 法律规制

　　农村之金融关乎三农之全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壮大顺应了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利益需求。短短六年间，政策的大力扶持成就了时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蓬勃兴起，非正规农村金融有望由正规农村金融的“辅助”、“次要”和“补充”，发展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应正视，相关立法的空白以及配套机制的缺失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埋下了诸多隐患，亟需我们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深入强化“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宪政经济法学释义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概述

　　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门。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定义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有效监管范围之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造，服务于正规金融难以有效满足其金融需求的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1]在我国，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经济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见于学术文献，被习惯性俗称为“民间金融”[2]、“体制外金融”等，笔者尝试性地将其概括为以下七类（见表一）。

　　　　表一：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及其法律状态一览表

主要类型　　　具体表现形式 　　　　　　　　　 规范化程度 法律状态

商业化银行　　农村民营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民办信合　高　　　合法

小额信贷　　　扶贫贴息贷款、小额贷款公司、私人银行　高　　　合法

社会保障　　　保险公司 　　　　　　　　　　　　　　 中　　　合法

民间自由借贷　个人或家庭之间自发的直接借贷、租赁　　低　　　合法

社会性聚会　　合会、摇会、台会、标会　　　　　　　　低　　　未规制

民间集资　　　典当行、信托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机构　　中　　　被抑制

其　 他 　　　农村合作基金会　　　　　　　　　　　　中　　　政策性取缔

　　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学家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一针见血的指明，金融抑制应该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体制性根源，主张打破政府当局进行金融抑制（行政抑制或税收抑制）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彻底改革金融体制，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通过金融机构多样化，把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的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消除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平衡增长。[3]因此，经济的发达水平越高，金融的组织结构越丰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也就越多样化，反过来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无疑为我国统筹城乡中“乡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

　　（二）研究视域中的“破”与“立”

　　中国长期以来对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主要框限于制度经济与公共管理两种视角，缺乏关乎法律规制之强化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安排。有的学者甚至担忧“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有成为经济学奴隶的危险”。毕竟“在经济学那里，‘稀缺’和‘效用’是核心问题；而在法学那里，‘秩序’和‘正义’才是问题的核心。”[4]学界现有的研究主题却很少深入农村经济组织内部，而从法学意义上阐释农村经济组织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从立意上讲，本文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视角探求农村经济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的尝试可谓是有破有立，且又切合时宜。

　　在边缘经济学的视野中，宪政经济法学涵盖了经济学、政策性和法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关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法律规制与立法保障问题。第一，宪法与宪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宪政经济法可以看作是“私法公法化”的新型表现形式。日本学者美浓布达吉认为，公法关系不但在其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和私法关系共通，即在权利义务的内容及种类上，公法和私法大部分亦是共通的。[5]理论与实践、公权与私权、现实阐释与未来预测的有机结合顺应了新的经济形式对新型法制的要求。第二，宪政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结合并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更应该是具体制度的结合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产生良性互动。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演进过程中，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以及“利益最大化”，难免会走向以牺牲长远利益来获取眼前发展的罪恶深渊；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部门法对农村经济利益的个别规制，势必会导致城乡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公正、不均衡发展。而若从基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的综合视角整体把握，将农村金融中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方能实现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层面，宪政经济法学的制度范畴非常广泛而立体，但笔者认为，农村金融问题主要与其中的财富配给制度相关。[6]首先，财富配给离不开国家的适度干预，服务型政府的善治是制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国家运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进行的宏观调控，由此可知，完善农村金融立法体系，加快区域性、机构性转移支付制度的启动，优化财富配给制度中的再配给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法制化的路径选择；其次，公平正义是财富配给制度的价值追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实现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和谐。

　　二、新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改革的法律困境

　　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变革常常从农业开始。”[7]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金融市场面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杂牌军”，其组织形式多变，随意性大，稳定性差，极易成为与“非法金融”相混淆的灰色地带，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正名和认同；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排头兵”，缺少成熟的准入、运行与退出机制，极易给各类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缺乏“理性思考”与“法治关怀”的农村金融改革之路依然困难种种、障碍重重，如何变体外循环为体内循环，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关乎农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内在缺陷易发风险危机，监管不力诱发体制漏洞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道德为根基的非正规金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首先，非正规金融组织不具备正规金融组织的制度规范性与程序正当性，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笔贷款的贷前、贷中、贷后都进行严密、细致而周详的调查与审查，于是贷款者很难对借款者的信誉档案、贷款用途及还贷能力等达到应有的了解程度，由此导致了非正规金融组织风险的与日俱增。其次，欠缺严明的配套约束机制。以监管时间性为准，可将监管方式分为事前审查、事中跟踪调查和事后监督三种。事前审查侧重于对贷款前的身份验证、诚信测评、还贷估测等借贷一方关联信息的知悉与掌控，属于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的范畴；现代金融的功能往往集中于市场之上金融交易的过程之中，事中跟踪调查侧重于对借贷程序的严格遵守，属于正当程序的范畴；而事后监督则侧重于追究违反借贷规则的一方的法律责任。主要萌生于农村熟人社会的非正规金融组织，习惯于依赖潜规则与内心自制的约束，无论是监管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都相当匮乏。

　　（二）缺乏金融法制的立法理念、守法意识和法律定位

　　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尤其是传统和贫困农区由于个体收入水平偏低，正规金融机构愿意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也相对较低，换言之，农户的收入状况构成其预算约束，决定了其金融需求的总体水平。一些非法分子趁人之危难，钻法之漏洞，高利放贷后挥霍、滥用甚至卷款潜逃，在人们心理上投下了“非正规者非法”的阴影。尤其是地下金融，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对法律权威的挑衅、对社会安定的威胁以及对经济秩序的扰乱，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历史上长期对其实施打压、抑制的消极政策，形成了现在金融立法滞后在先，立法理念滞后尤甚的消沉局面。从我国规范非正规金融的有关法律法规看，我们一直采取的是金融抑制政策，视非正规金融为正规金融的对立面，单纯使用“一刀切”的办法，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一律限制或者禁止，不让非正规金融有一点点生存的空间和余地。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更是行不通的。此外，农村金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其受重视程度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