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铁路建设工程征地拆迁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石政发〔2008〕24号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铁路建设工程征地拆迁暂行办法》的通知
鹿泉市、藁城市、新乐市、正定县、井陉县、桥东区、桥西区、新华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石家庄市铁路建设工程征地拆迁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四月十四日
石家庄市铁路建设工程征地拆迁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新建北京至石家庄铁路客运专线及石家庄铁路枢纽相关工程，是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发改交运〔2007〕3690号）国家、省、市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切实做好该工程石家庄段的征地拆迁工作，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石家庄市征用市区集体土地暂行规定》（市政〔2002〕30号）、《石家庄市征收市区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补偿标准》（石政办函〔2007〕27号）、《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市政府令第12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涉及京石客运专线、石太客运专线直通线、石家庄铁路枢纽相关工程等规划范围内的征地、拆迁相关事项，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石家庄市铁路建设工程（以下简称石铁工程）是我市投资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事关我市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驻石各有关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村委会及个人，应全力支持、配合石铁工程征地拆迁工作，不得无理阻挠、妨碍征地拆迁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二章 组织分工
第四条 石铁工程征地拆迁工作由石家庄市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调度和协调。石铁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铁指办）是指挥部下设的日常办事机构，同时也是项目法人和拆迁人。
第五条 石铁工程征地拆迁工作，实行指挥部统一领导，铁指办依法委托实施的管理模式。各有关区、县（市）政府是征地拆迁的责任主体，应成立相应办事机构，对辖区征地拆迁工作负总责。
第六条 征收土地的组卷报批和监督管理工作由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
第七条 市拆迁管理部门依法对石铁工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
第三章 安置补偿
第八条 国有土地上的拆迁安置补偿
（一）依据石铁工程规划，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原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按《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46条执行。
（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国有土地的；以及公路、铁路、矿场等经核准报废，应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由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拟订方案，报原批准机关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无偿收回。
（三）拆迁国有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有关拆迁事项，按《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执行。
（四）石铁工程建设规划铁路沿线国有土地被拆迁单位，原则上实行货币补偿，不再安置。特殊情况确需安置的，经铁指办确认，由市规划、国土主管部门依据总体规划，按有关政策规定，调整解决安置用地。被拆迁单位应从大局出发，服从市规划主管部门的选址意见。
（五）被拆迁单位在满足铁路、道路红线拆迁要求后，剩余土地面积较大且愿意参与铁路沿线未来开发建设的，由铁指办依据城市规划研究确定，凡被确定可以参加道路沿线开发建设的被拆迁单位，铁路道路拆迁部分原则上由被拆迁单位自行负担，不再给予补偿。
第九条 征收集体土地及其安置补偿
（一）征收集体土地的，市区集体土地按市制定的区片价执行。各县（市）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被占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安置补助费为被占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倍（年产值以市统计局公布或提供的统计数据为准）。
（二）征收集体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按市政府《关于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补偿标准》（石政办〔2007〕27号）规定执行。
（三）拆迁集体土地上的居民房屋，在符合城市（村镇）建设规划的前提下，由村集体按照《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规定，能建居民住宅楼的建楼安置，不能建楼的批宅基地自建安置。被拆迁房屋经评估后，其补偿费直接补给农民个人；宅基地按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补给村集体。临时安置补助费参照《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四）市内各区被迁村民安置，由辖区政府负责，所涉及的村庄可列入我市2008年第一批城中村改造计划，享受城中村改造相关政策，其拆迁安置补偿由相关开发改造项目单位承担，但铁路、道路红线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必须先行拆迁补偿并满足铁指办规定的时限及有关要求。各县（市）所属村民安置，由各县（市）政府负责，优先纳入各县(市)村改造计划，尽快拿出改建方案，其拆迁安置补偿参照市内城中村改造项目办理。并在规定期限内，先期完成铁路建设工程用地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工作。
（五）石铁建设工程新增用地指标，由市土地主管部门负责解决，具体事项由所在县（市）、区政府牵头办理，市级税费按有关规定予以减免。
（六）拆迁集体土地上的生产经营性用房，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给予补偿，原则上不再安置。特殊情况确需安置的，经铁指办认可，根据经营性质和有关政策规定，由当地政府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调整解决安置用地。
（七）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按照市政府《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石政发〔2007〕43号）和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五部门《关于市区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石政办发〔2007〕92号）执行。
（八）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补偿：
1．征地告知书发布后，抢栽、抢种的花草、林木、作物及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
2．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非法占用土地进行建设，或者违反村（镇）规划进行建设的；
3．被批准为临时用地，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
4．其他因当事人有违法行为，不应当给予补偿的。
（九）上述各项集体土地补偿标准见附件1-6。
第十条 拆迁临时建筑补偿标准
（一）违法建筑、超过批准期限或未规定期限但使用2年以上（含本数）的临时建筑，必须无条件拆除，不予补偿。
（二）未超过批准期限或未规定期限且使用时间未超过2年的临时建筑，按其房屋重置价乘以折旧系数予以补偿。有批准年限的，以批准期限为基数确定折旧系数；无批准年限的，以2年的期限为基数确定折旧系数。
（三）临时建筑作为营业性用房且在批准使用年限内装修的，装修部分结合成新给予补偿。
第十一条 拆迁市政公用设施、公共设施及特殊设施补偿标准
（一）拆迁供应设施、交通设施、邮电设施、环境卫生设施等市政公用设施，原则上由产权单位自行安置解决。
（二）拆迁为社会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设施，经评估给予货币补偿。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需重建的，经铁指办确认，由市规划、国土资源部门依据总体规划另行选址。
（三）对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等特殊建筑物的拆迁，其补偿安置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解决。
第十二条 拆迁生产、营业性用房补偿标准
（一）物资设备搬迁安装费，评估后经铁指办确认给予补偿。
（二）停产停业职工工资补助费，按照实有职工人数和全市上年度月人均工资标准（含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核定。其中实行产权调换的，计发期限为实际过渡期；实行货币补偿的，计发期限为6个月。
第四章 相关规定
第十三条 关于铁路部门各单位搬迁问题
根据2007年4月1日部省会议纪要，涉及铁路部门资产的搬迁工作及费用，由铁路部门自行承担。
第十四条 京石铁路客运专线（含石太直通线）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对相关县（市）采取补偿费包干使用的办法，市铁指办根据征地拆迁数量和标准测算包干费等，各县（市）工作中包干费不足部分自行筹集，结余部分可优先用于与铁路项目建设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五条 关于石铁建设工程沿线开发建设项目问题
石铁工程规划用地两侧，规划、国土资源部门应严格按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审批项目。已立项审批的项目，其项目单位应按铁指办规定的时间启动拆迁，如期完成铁路建设工程范围内的拆迁任务。不能启动拆迁或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拆迁的，由铁指办报请市政府批准，撤回该项目开发单位的相关审批手续，并重新确定项目开发单位。
第十六条 关于石铁建设规划用地范围内严禁非法建设问题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石铁建设规划用地范围内严禁各类非法建设。凡擅自乱搭乱建的，一律按非法建筑予以无偿拆除。
第十七条 关于评估机构和征地拆迁补偿费用发放
（一）由铁指办按照法定程序确认并委托具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承担评估工作。市拆迁管理部门负责监督和指导。
（二）征地拆迁补偿费用由铁指办核准，各县（市）区、乡村和被拆迁单位（个人）共同确认，报市财政局评审中心审批后，由各县（市）、区按规定组织发放。
第十八条 关于拆迁争议处理问题
（一）征收土地有权属争议的，由辖区政府负责协调解决。
（二）国有土地房屋拆迁中，就安置补偿事宜达不成协议的，由市拆迁管理部门进行裁决。对无正当理由，在裁决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拒绝拆迁的，经市政府批准，由铁指办或其委托单位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由所辖县（市）、区政府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拆迁。
（三）农村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人必须服从土地征收和工程拆迁的需要，不得阻挠土地征收和拆迁工作的正常进行。对补偿和安置有争议的，不影响土地征收方案的实施。无理阻挠土地征收的，由国土资源部门责令限期交出土地；规定期限内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关于奖惩问题
（一）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或提前完成征地拆迁的县（市）、区政府和对石铁建设工程征地拆迁工作给予积极支持的部门和单位，以及工作突出的相关工作人员，铁指办将给予表彰和一定的物质奖励。所需费用从铁指办拆迁工作费中列支。
（二）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征地拆迁工作，甚至造成石铁建设工程不能顺利进行的县（市）、区政府及主要负责人通报批评；并限期解决征迁遗留问题，同时取消该县（市）、区政府的年度评优资格。
（三）拒绝、阻碍征地拆迁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辖区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征地拆迁工作人员应依法行使职权。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虚报冒领的，由上级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征地拆迁安置未尽事宜，由铁指办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妥善解决。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铁指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住宅类平房重置价标准
2．住宅类楼房重置价标准
3．工商业用房重置价标准
4．农作物类补偿标准
5．树木类补偿标准
6．其它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1)(2)
【内容提要】
国家法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社会调控方式，但并不是社会的唯一调控方式，民间法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但并不起眼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善待一些好的、被大家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是必须的而且是应当的。民间法是一个寓情、礼、理于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运用民间法审理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可以弥补国家法的一些不足，不失为“生硬刻板”的国家法的一种有效补救手段。让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适用同一案件或完全让民间法取代国家法调整因适用国家法反而产生弊端的纠纷，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有效机制。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不与宪法和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基础上，运用民间法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民间法的最大效用价值就是秩序价值，适用国家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民间法的调整效果，或者在国家法无法适用以及适用后反而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情况下让民间法来调整，效果会更好一些，社会也会更和谐一些。“土生土长”的民间法和国家强制推行的国家法之间大部分是和谐互补的，但仍有相当多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发生着强弱程度不同的冲突，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民间法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案例实证分析法探讨了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中的必要性，并透视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民间法 案例 司法审判 运用
人类秩序之达成，非惟国家法一端之功劳。国家仅藉以强制力量维持其秩序，其过分行使，必致生民往还，惶惶如也。而自生于民间之规则，更妥贴地维系人们日常交往之秩序。自古迄今，国家法虽为江山社稷安全之必备，然民间法亦为人类交往秩序所必需。故人间秩序者，国家法与民间法相须而成也。-[1]民间法深深扎根于民间，有很强的社会性，其生命力活跃，被称之为“活法”或“行动中的法”，人们乐于接受，适用起来也很方便，在其特定范围容易适用，对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民间法的研究和运用被越来越关注。本文试通过司法实践中鲜活的案例来认识民间法及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中的必要性，并透视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合理运用民间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的必要性
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与“官府”相对的是“民间”，因而在国家法之外，可用“民间法”的概念来做区别。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的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民间法是指这样一种知识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的丰富的地方色彩。在国家法所不及和不足的地方，生长出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法律。这里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民间法。它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见诸于文字，也可能是口耳相传；它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其实施可能会有专门的人负责，也可能依靠传统习惯或是微妙的心理机制。[2]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法之外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的生活之中形成的，根据事实和经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在一定地域内实际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具有一定社会强制性的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3]它在外延上表现为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村规民约、家法族规、宗教法规、行业规章等多种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普通老百姓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更感兴趣，许多人偏好用民间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由于国家法自身的缺陷和供给不足、路径不畅、成本太大等客观因素，导致民间法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国家法的替代而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老、少、边、穷的农村就更是如此。国家在推行法治的进程中，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执法行动以及大张旗鼓的普法宣传，但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人们的现实偏好。国家法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社会调控方式，它有一系列社会稳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优势，[4]但它也有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比如它的调整范围总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用法律来调整，某些社会关系，如恋爱关系，就不适用法律调整，还有些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虽然可以用法律调整，但单纯的法律调整往往效果欠佳，因此需要其他社会规范的介入。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必然为民间法的存在和发展留下空间。有些社会关系特别是与人身有关的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一旦渗透了国家的力量，往往带来更紧张的气氛，而国家法“一方是，则另一方不是”的刚性调整机制有时并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与国家法相比，民间法则显得更灵活，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更关注案件中个别正义的实现，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民间法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以习惯、风俗、伦理、道德等形式表现出来，反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国家法更为客观，更接近“地气”。
中国是一个有着10亿农民的国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在中国还占据了主体地位的空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时候并不生活在国家法中，中国人解决争端所考虑的是“情”、“礼”、“理”，只有最后才诉诸于法，而民间法的意义正在于此，民间法正是这样一个寓情、礼、理于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只要我们不抱国家法万能主义，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除了国家的法律在运行外，一种由农业文明沿续下来的村规民约、道德、风俗、习惯等组成的民间法在事实上规范和调整着乡土社会的人们。法院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纠纷矛盾时，要想用国家法一体解决之，简直是妄想，特别是在我国法治初级阶段，国家法还不完备，民间法又无处不在的客观现实，我们无法不正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善待一些好的、被大家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是必须的而且是应当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就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5]我国法律对民间法也有承认的一面，如民法通则承认社会公德[6]、合同法承认交易习惯[7]、国际经济法承认国际惯例，但大量的调整特定地域的民间法得不到法律的公开认可，却在当地确实发挥着作用，在司法审判中应充分予以关注。
在我国法治初级阶段，我们对国家法的理想期待还不能一下子拔高，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解决矛盾纠纷。试看一则案例：
黔东南谷龙镇岩英村村民杨通贵和堂弟杨通义两家之间共用一条通道。两家因“界限”问题屡发争执，使亲人反目成仇。两家的矛盾在仇恨积累中逐渐扩展为两支堂亲间老少几十人的全面对峙。杨通义干脆用木棒打桩拦死了过道，致使杨通贵的牲畜只好从堂屋走过，在农村这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杨通贵只好诉诸法院并获得法院的支持，然而杨通义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杨通贵便要求州法院强制执行。杨通义被迫拆除了障碍物。这本是法律程序的正当执行，但在山村却被认为是丢面子的事情。为挽回面子，杨通义亲骂大街：“你们做事太绝，等着瞧！”过后不到两个月，以两家为主的堂亲间展开了一场大厮杀，造成一死五伤的惨剧。[8]
表面上看，国家法解决了两家的民事纠纷，其解决方法也无可非议，但纠纷的解决涉及到的问题远不止案件中的民事纠纷。在国家法的干预下不仅没有令当事人满意，而且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增加了仇恨，酿成流血事件，使简单的民事案件转变成了严重的刑事案件。虽然杨通贵通过诉求国家法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也使自己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因为国家法在解决纠纷时损害了在农村被认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名声规则，使处于法律范围外的仇恨进一步加剧，时刻都有爆发的危险。因此，国家法干预究竟是对杨通贵权利的保护还是把他置于更危险境地中？在尝试诉求国家法后，杨通贵还会再次诉求国家法吗？如果国家法“让渡”给他们惯用的民间法来调整，或者吸收一些民间法来预防仇恨加剧，弥补国家法施行后产生的“欠缺”，也许能作出令双方都满意的判决。在“熟人社会”里，司法介入不一定是对受害人的最好保护，在一个熟人圈子里的纠纷解决如果加入了国家强制性，有时很容易造成好心办坏事。在这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状态下，人们有纠纷，但是也有谅解，国家法很容易使得他们没有面子。显然，用国家法解决上述案件是失败的。那么我们在司法审判中到底应该怎样合理运用民间法呢？
二、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
在我国已经有法官依自由裁量权将民间法引入了个案判决之中，如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泸州遗赠案：
蒋某与黄某于1963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并收养有一子。1990年7月，蒋某继承父母遗产而取得面积为51平方米的房屋一套。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拆迁单位将一套面积为77、2平方米的住房安置给了蒋某，并以蒋某的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1996年，黄某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某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某与蒋某将蒋某继承所得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双方约定在房屋交易中产生的税费由蒋某负担。2001年春节，黄某、蒋某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2001年初，黄某因肝癌晚期住院治疗，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总额为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某，其中包括出售前述房屋所获款的一半即4万元，及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等。2001年4月22日，黄某因病去世。黄某的遗体火化前，张某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当着蒋某的面宣布了黄某留下的遗嘱。黄某去世后，张某根据遗嘱向蒋某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某拒绝。张某遂向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某按遗嘱履行。纳溪区法院认为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张某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审的终审判决。[9]
这是一起将民间法引入个案判决之中的非常典型的案例，曾引起很大的争议，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评价为“道德与法”、“情与法”的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周辉彬载文认为“法庭是慑于民众的呼声和舆论的压力才那样判案。法庭置《继承法》的明确法律条文于不顾，仅用‘道德’二字就判原告败诉，令人不可理解”。[10]杨立新教授认为：“一个获得热烈掌声的判决，就是符合法律的判决吗？就是这个获得了热烈掌声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评，不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考。看起来，判决认定黄某立遗嘱的行为是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遗赠给与自己同居的人，完全是对自己私权的处理，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民事行为--这就是黄某遗赠行为的性质。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律的尊严。”[11]但是本案判决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认为这个案子断得好，有力地震慑了企图成为‘第三者’的人，端正了民风，[12]从中可看出，这个案子的社会效果是良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之所以产生如此好的社会效果与民间法在本案中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法院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对审判的社会效果是不能不有所考虑的。试想想，如果法院支持了“第三者”，“第三者”不但未受到惩罚，反而从中受益，这种判法的社会导向是可想而知的。
下面我们比较一下两个案例，来看看运用民间法与否的不同效果。先来看这样一则案例：
甲女与乙男均为农村青年，经人介绍建立婚约关系，约定男方先向女方支付1万元，婚前再支付1万元后立即完婚。甲女在婚约订立后到城里打工，对乙男渐生不满，但并未提出解除婚约。当乙男催促结婚时，甲女从城里回到家中，接受了乙男支付的另1万元后，在约定的成婚日，乘坐婚车，来到乙男家中，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在婚礼过程中，因向男方再次索要金钱遭到拒绝而生气，当晚及此后数日内坚决拒绝与乙男同房。在家人的策划支持下，乙男实施暴力强行与甲女发生了性关系。事后，甲女从乙男家中出走，直接到县公安局报案。公安局最初并未立案，但甲女拒绝再回乙男家，坚持继续告状。乙男见婚姻无法继续，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同居关系，甲女退还财礼。法院判决乙男胜诉，女方退回部分财礼。此后，在甲女的坚持下，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检察院以强奸罪提起公诉。当地舆论哗然，认为双方已经结婚，夫妻之间理应同房，不存在强奸问题。法院经审理认为，甲女与乙男虽然举行了婚礼，但并未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双方不存在合法夫妻关系，乙男以暴力违背女方意志实施性行为，符合强奸罪构成要件，判乙男有期徒刑3年。乙男上诉亦被驳回。因乙男系独子，父母年迈多病，在羁押及服刑期间，承包土地荒芜，老人孤独无助，民众为之不满。[13]
显然在本案例中由于没有考虑到民间法，社会效果是极差的，在我国民间，举行了婚礼就结成了夫妻，即相互承诺共同生活，有同居的义务，妻子有“同房”的义务，丈夫有“同房”的权利，当妻子拒绝履行这种义务时，丈夫“过分”一点的行为一般也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在本案例中，妻子拒绝“同房”的理由--“向男方再次索要金钱遭到拒绝而生气”，更与人们崇尚忠贞爱情的观念格格不入，就连县公安局最初也不愿立案，在甲女的“坚持”下才立案。可是，法院的判决却让 “民众为之不满”。然而，按照国家法，法院的判决似乎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对民间法是不是应有所兼顾呢？在量刑上是不是还应该有所考虑呢？下面再请看另一则案例：
被告人李洪泰、李洪和、李洪元和李玉平均系山东省泰安市农民。被告人李洪泰次子李玉国平日游手好闲，且经常酗酒闹事，打骂父母、兄弟。1994年1月2日，李玉国酒后再次殴打其母，并漫骂前来劝解的两个叔叔李洪和与李洪元。后，李玉国睡下，李洪泰即招来长子李玉平，弟弟李洪和、李洪元，共谋杀死李玉国，并说:“出了事我负责，自己的儿，咱不告谁告?”遂率诸子将熟睡中的李玉国杀死，并匿尸。案发后，被告人所在村群众联名上书，要求对上列被告人从宽处理。法庭考虑上述情节及民意，对四名被告人从轻和减轻判处:李洪泰有期徒刑四年;李玉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李洪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李洪元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14]
在本案例中，四名被告人私自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依国家法显然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无权力这样做--即使对一名恶棍。然而，在“大义灭亲”的民间法中，四名被告人不但有权力这样做，而且还会赢得一片欢呼。在国家法中，只要是人，都应该享有人权；而在民间法中，“坏人”也享有人权常常令老百姓不可思议，如果因为剥夺了“坏人”的人权而使“好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这是“黑白颠倒”，“群众联名上书”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行为。法庭充分考虑了这种民意，在量刑上从轻或减轻，既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法律上对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还是予以了否定），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纵观两则案例处理效果是大相径庭的，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纠纷的解决，都不是以服从严格的规则主义为主的，而是以解决纠纷、解决问题为主，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息矛盾、化解纠纷、调控秩序。“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 [15]在法律规定的弹性空间内，需要我们合理地、灵活地考虑和运用民间法的资源和做法，不应排斥民间法在审判中的应用。但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通常不应在判决书中直接显现民间法如何如何规定的字眼，通常不要直截了当、明目张胆地放弃国家法的立场和框架，而是将一种民间法上的判断转化成一种国家法上的判断，使民间法能在“合法”的规则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依据。假如前一则案例法官将民间“举行了婚礼就结成了夫妻”的乡俗转化为法定的量刑情节给以充分考虑判个缓刑（按法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即可判处缓刑，何况在当地乙男的行为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与后一则案例应该会取得同样的社会效果。
我们所处的生活里，实际上有两种机制在起着调整的作用，一种是由国家强制力确认的国家法，另一种是由民间社会自发确认的民间法。这两种规范表达了人们不同的规范需求，共同协作调控社会生活，将有利于圆满、和谐解决纠纷。如果过分强调国家法，而轻视民间法的作用，社会调控机制就会失衡，一些具有浓厚民间法性质的案件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因此，运用法律解决民间纠纷时不应只限于适用国家法，运用民间法适用一定范围内的案件也许可以弥补国家法的一些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两者共同适用同一案件或完全让民间法取代国家法调整因适用国家法反而产生弊端的纠纷，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规范机制。国家法不能完全排斥民间法，同样，民间法也不能完全拒绝国家法，在具体运用民间法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第一，某些案件，如果国家法有规定，民间法也有规范，国家法的规定比较原则,而民间法的内容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又符合社会最低道德底线，易于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对这类案件，既要以国家法为根据，又要灵活应用民间法的习惯做法，做到既合法又合情理。如“拾得物”在民法通则中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为求得遗失物“失而复得”给予一定的酬谢等已成为一种惯例，解决这类纠纷就不能拘泥于“应当归还失主”的硬性规定。第二，某些案件，如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但民间法有具体规定，如婚约及其引起的财产纠纷，处理这类案件可以应用民间法，这既便于当事人理解和接受，又为法院裁判案件提供了可行的原则。第三，某些案件，国家法和民间法都有规定，但二者规定的内容相互冲突，即合乎国家法的行为却违背了民间法，合乎民间法的行为却违背国家法。如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出嫁的女儿是否赡养父母和是否继承父母遗产的问题，按民法通则规定，无论儿子还是女儿，对父母都承担同样的义务和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特别在农村，女儿往往既不承担这样的义务,也不享受这方面的权利。司法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做法是在老人只起诉儿子的情况下，如果能调解则就案调解，调解不成，才会考虑追加女儿作被告。审理这类案件就要妥协与合作，“当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制定法来同化民间法，而应当寻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妥协与合作。”[16]这里所说的妥协与合作，不是迁就民间的落后，也不是允许民间实施国家法时各行其事，另搞一套，而是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不与宪法和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基础上，照顾和考虑民间的特殊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也就是说不是非得把一切问题都纳入国家法律程序内解决。
必须指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国家法有系统的理论为其辩护和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往往忽视和民间法的协作。而民间法缺乏系统化和组织力量，难以抵制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冲击，在冲突中往往居于劣势，强调国家法主动寻求和民间法的沟通和协作就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我们强调民间法的重要性，并不是否定国家法的主导地位，用民间法替代国家法处理案件，而是适用国家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民间法的调整效果，或者在国家法无法适用以及适用后反而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情况下让民间法来调整，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三、运用民间法应注意的问题
（一）运用民间法应注意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