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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哈尔滨市委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发〔2004〕3号


中共哈尔滨市委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创建“平安哈尔滨”活动的决定



（2004年2月12日）


　　为全面开创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局面，积极营造“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振兴哈尔滨”的良好社会环境，按照省委、省政府开展创建“平安龙江”活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现就开展创建“平安哈尔滨”活动作如下决定：

　　一、创建“平安哈尔滨”是现实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一）创建“平安哈尔滨”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我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创建“平安哈尔滨”，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要求的战略举措；是适应新形势，为我市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法治环境的迫切需要；是执政为民，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市提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二）创建“平安哈尔滨”是全市各级党政组织和全社会的政治责任。创建“平安哈尔滨”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战略目标，也是当前应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机遇与挑战的阶段性任务。全市上下必须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党政齐抓共管，进一步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力度，发挥政法机关主力军作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层层创建，条块结合，分段推进，巩固成果，总体达标。

　　二、创建“平安哈尔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三）创建“平安哈尔滨”的指导思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振兴老工业基地和“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振兴哈尔滨”的大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努力营造让人民安居乐业、让企业平安经营的环境，使“平安哈尔滨”成为有力的招商资源、重要的投资环境和加快发展的竞争优势，推动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创建“平安哈尔滨”的目标。通过创建“平安哈尔滨”，实现社会治安形势平稳，无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重大事件，最大限度地避免发生影响大、后果严重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和造成社会恐慌的重大恶性案件及事故，确保发案少、秩序好、环境优良、人民满意、全市平安稳定的局面，实现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省当龙头、全国争一流的总目标。

　　深入实施警民打防工程和层层开展创安活动，把打击和防范犯罪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结合，立足长效，促进平安。各司法和执法部门以广泛开展人民满意活动为载体，转变执法观念，增强为民意识，自觉接受监督，重塑形象，严格执法，保障平安。创建“平安哈尔滨”要一年起步夯实基础，两年见效重点突破，三年达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巩固提高。

　　开展“四个创建”，即从2004年起三年内，75%以上的区县（市）、80%以上的街乡（镇）、70%以上的社区（村）、70%的单位（场所）达到平安创建标准。同时开展“平安大道”、“平安厂店”、“平安学校”等各种形式的创建活动。

　营造“五个环境”，即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努力营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进一步推进警民打防工程，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努力营造安定的社会治安环境；认真解决交通、消防和安全生产隐患，强化管理监督，努力营造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加强以执法为民为中心的政法队伍建设，确保严格公正执法，努力营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强化大局意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努力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

　形成“六个机制”，即形成严密的排调机制、有力的打击机制、完善的防范机制、有效的管理机制、可行的教育机制和坚强的保障机制，确保创建“平安哈尔滨”工作长效、深入发展。

　　三、创建“平安哈尔滨”的主要工作措施
　（五）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把维护社会稳定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强化情报信息和人民安全防线建设，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渗透破坏活动。认真研究应对国际突发事件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根据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重视和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坚持专群结合、综合治理，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努力从源头上、根本上减少矛盾、化解矛盾。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基层，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科学考核机制，抓早、抓小、抓苗头，把工作做在前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逐步把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切实加强信访工作，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强化实战演练，全面提高处置突发事件、恐怖事件和重大灾害事故的能力。

　　（六）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地贯彻“严打”方针，建立经常性的“严打”工作机制，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重点打击爆炸、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和黑恶势力犯罪，以及盗窃、抢夺、抢劫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和毒品犯罪，叫响“命案必破”的口号，力争做到“挂牌全破”。建立完善准确的治安形势分析评估预警机制、科学的工作决策部署机制、正确的运用刑事政策机制、有效的配合制约机制、严格的考评激励机制、有力的经费保障机制，并根据治安形势调整打击的重点和方式，提高打击犯罪效能。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监控，及时发现、封堵和删除各种有害信息，依法严厉打击利用和针对信息网络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七）深入推进警民打防工程。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不断加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工作重心，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管理体制、考评机制等方面要向防范倾斜，构筑起最大限度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构建社区治安管控网络。公安部门要精简上层、充实基层，使一线警力达到总警力的70%以上。不断推进和规范警务进社区工作，加强实有人口管理，落实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重点人口等特殊群体的管控措施，预防和遏制违法犯罪。切实加强街、乡（镇）司法所建设，推进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开展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和“148”法律专线等工作，化解矛盾纠纷，减少“民转刑”案件发生。

　构建街面巡逻防控网络。赋予交警路面治安管理职责，巡警的主要力量投放到一、二类街道，搞好城市主干道、繁华区域的治安巡逻；全市社区警务车设置GPS卫星定位管理系统，由110统一调度，加强对三、四类街路和广场、车站、码头等社会面的联动巡逻；社区民警负责组织群防群治力量，加强居民社区治安联防。

　构建卡点查缉堵控网络。在市内交通要道建立重大警情治安卡点，发挥交通摄像点、交通岗亭、巡逻岗亭作用；在城市出口建立治安查报站，实行24小时值守；在周边县（市）国道、省道旁设立治安卡点，实行外围盘查堵截，形成三个层次的堵控防线。

　　构建单位内部守控网络。在党政机关、金融网点、水电气热、易燃易爆等重点部位，推行安全守控“一把手”责任制，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在企事业单位，推行企业治安法人守控责任制，构建企业内部治安防控体系；在大专院校，构筑以校园“110”为平台，以群防群治队伍为骨干，以校地共建为基础的校园治安防控体系。

　　整合群防群治联防网络。进一步发展壮大城乡社区保安员、治安信息员、“低保”联防员、义务看护员和场所保安员等5支群防群治队伍，逐年推进各级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和聘雇社区保安员工作。公安机关要整合、培训保安队伍，发展和壮大保安力量，促进治安防范社会化、规范化和产业化。

　　（八）切实搞好法制宣传教育。把加强法制和道德教育作为预防违法犯罪的治本之策，结合推进依法治市工作，充分运用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法制宣传教育的特殊作用，大力开展“四五”普法教育。通过开展学校、社会和家庭相结合的法制、道德教育工作，推动公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通过组织学习、培训等方式，教育执法人员提高法律意识，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正确运用法律法规解决新问题。做好公证、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实施“免疫工程”，开设法制教育课程，配齐配强法制副校长；实施“净化工程”，开展“绿色网吧”等建设，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实施“爱心工程”，创建“青少年维权岗”，做好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和社会闲散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实施“基地工程”，建立青少年传统教育阵地；实施“细胞工程”，开展“十星户”、“模范家长”等活动，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格局。建立社区安置帮教体系，壮大帮教志愿者队伍，努力预防和减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深入开展“见义勇为”评选活动，弘扬正气，鞭挞邪恶，调动广大群众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

　　（九）大力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把确保安全作为执政为民的首要任务，牢固树立“责任重于泰山”和安全第一的思想。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建立城市灾害预警、防治和应急处置机制，抓好交通、防火和生产安全工作，认真有效地实施畅通工程，深入开展创建平安大道活动；广泛开展消防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加大公众聚集场所、地下商业街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力度，落实安全防范和隐患整改措施，坚决遏制各种事故特别是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坚持“扫黄打非”，加强对互联网的安全检查，加大对网吧的整治力度，净化社会环境。加强企业、学校和铁路周边治安秩序整治工作。对非法枪支、爆炸物品、有毒有害物品要依法纠缴和实行统一管理，坚决消除治安隐患。

　　（十）努力优化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服从和服务于发展大局，切实提高司法、执法和行政工作水平，严格执法制度和执法程序。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积极防范、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最大限度地预防重大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犯罪给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造成的损失；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犯罪给经济安全带来的危害。加强民事审判工作，坚决依法纠正因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等造成的裁判不公和打官司难、执行难的问题，维护司法公正，为各类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行政效能监察和内部监督管理，提高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和执法水平，认真查处和解决不依法行政问题。

　　推进有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开办事程序，简化审批手续，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行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失职追究制、否定报备制、无偿代办制等六项制度，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十一）大力加强政法和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紧紧围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坚决摒弃那些不合时宜和错误的执法观念，树立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使各项执法、行政活动真正体现人民的愿望，维护人民的利益。坚决杜绝发生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大力开展学习培训和练兵比武活动，不断提高人员素质，优化队伍结构。把自查自纠、整顿提高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认真解决政法和行政执法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规范化管理，严把进口，畅通出口，竞争上岗，建立末位惩戒或退让制度，逐步形成优胜劣汰的管理机制。总结正反典型，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争先创优的氛围。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坚持从严治警，完善各种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定期检查、明察暗访等形式，解决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继续推行执法和司法公开，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公布信息，把评价治安和队伍的权力更多地交给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把政法和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四、建立并完善有力的组织领导和保障机制
　　（十二）建立创建工作领导责任机制。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创建“平安哈尔滨”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加强领导，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市委成立创建“平安哈尔滨”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政法委。各区、县（市）和市直有关部门都要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和办事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要全面落实领导责任，把创建工作的各项任务目标分解落实到部门、到人，与经济等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评。

　　（十三）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各级党委要牢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法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大力加强政法各级班子建设，听取工作汇报，解决实际问题，支持政法部门履行职能，创造良好的执法条件和环境。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充分发挥职责作用，总揽政法工作全局，组织政法各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开展政法工作，发挥主力军作用；协调政法各部门统一执法思想，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强化对政法各部门执法情况的检查、监督，及时纠正执法中的问题，维护法制统一和尊严。落实党委政法委协管政法各部门领导干部的职责，高度负责地抓好政法队伍建设。

　　（十四）加强综治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法部门建设。基层基础工作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和保障。认真贯彻中央综治委、中央编办《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综治委〔2003〕20号）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市街道、乡（镇）综合治理组织领导和办事机构的设置，在原领导体制基础上，由街道、乡（镇）武装部长承担起抓综治、稳定工作的责任，公安派出所所长挂职任街道、乡（镇）党委副书记，具体抓综治、稳定工作；明确综治专职干部的编制，使街道、乡（镇）综治办至少配备1名专职人员，与武装部合署办公。建立健全街道、乡（镇）司法所，按照规定落实编制，配齐人员。结合事业单位改革，积极探索整合富余人员转向基层综治、稳定工作的途径。把“三所一庭二室”（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看守所、法庭、检察室和社区警务室）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财政预算，加大建设和投入力度，严格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力争用三年时间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

　　（十五）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中发〔２００3〕13号）精神，各级党委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区、县（市）公安机关主要领导。目前，符合条件的区、县（市）公安局长可高配到副区、县（市）级。

　　（十六）建立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哈发〔2003〕 19号）精神，把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经费和社会治安防范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年度综治工作经费市本级按全市人口人均0.30元、各区按人口人均0.20元、各县（市）按人口人均0.10元拨付。各级政府要结合落实再就业工作，花钱买岗位，加强群防群治队伍的建设。要坚持科技强警、从优待警，确保政法部门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保证政法部门办案和科技强警必需的专项经费，保障政法干警的工资待遇和必要的补助，落实政法干警体检制度、因公死亡保险制度、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和牺牲、病故干警特别抚恤金政策。要按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加大市场化运作，多方筹集资金，解决治安防范经费不足的问题。




澳大利亚行政法中的程序公平原则

马怀德
——兼论对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启示

作为普通法国家，澳大利亚并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并不等于澳大利亚行政行为没有任何程序标准和原则，议会制定的各类部门法大多都规定有各机关适用的程序规则，普通法院的法官苦心经营百余年，通过判例也创制了一系列程序规则。它们包括听证规则，反对偏见规则，说明理由规则，证据规则等。以上规则构成了澳大利亚行政程序的主要内容。在这些众多的程序标准和原则中，最重要的当数程序公平原则（The
Procedural Fairness )。该原则来源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The Rule of Natural
Justice)。强制行政机关作出影响公民权益的决定时，必须承担公平行为的义务，赋予当事人表达意见的机会，根据可信的符合逻辑的证据，作出公正的行政决定。鉴于我国正在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澳大利亚这方面的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分析和借鉴。本文就程序公平原则的由来、适用范围、主要内容作一简单介绍，以期有助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研究。

一、从自然公正原则到程序公平原则

自然公正原则是普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何谓"自然公正"？与其他公正有何区别？一位英国法官曾说过：所谓自然的公正是基本的，简单的、初步的公正，有别于复杂的、高标准的、技术性的公正。[1]或者说它是要求行政人员遵守的基本的不能再低的程序标准。传统上，自然公正原则包含两个要求：一是个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个人权利受到影响时，应当给他一个公平听证的机会。起初它是法院司法活动遵循的准则，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该原则逐步扩展到行政领域。1964年以前，行政机关在下列两种情形下适用自然公正原则：第一，当个人的财产利益受到行政决定影响时，应当适用该原则："非经听证程序，任何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均不得剥夺个人的财产权利。"[2]第二，具有司法或准司法性权力的机关应当适用该原则。然而，很难把行政行为区分为行政和司法两类情况，正是由于存在区分的困难，所以有人提出，不必再作此类区分，回顾一下1863年的古贝尔案件，其结论是权利受到影响的人有权得到公平的听证，作出决定的人有义务公平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它是建立在"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须公平行为"基础上的一个观念。[3]在1964年的一个案件中，英国上议院终于抛弃了只有司法性权力适用自然公正原则的传统观点，认为自然公正原则的目的是保护个人权利，凡是行政机关决定个人权利时，都应当适用自然公正原则。[4]在1967年的一个移民案件中，法官说得更明确，"不管公务员的行为是行政的还是准司法的，他都必须公平行为。"[5]有学者评论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判决，它既抛弃了行政司法两分法，又引进了公平观念并且强制这一观念的重要性。[6]

进入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用程序公平的概念，取代自然公正原则。"过去那种行政行为划分为行政性和司法性的观点已有再有用了。"[7]"自然公正原则仅适用于司法程序。而不适用于行政程序。"[8]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自然公正原则与程序公平原则又有何不同呢？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自然公正和程序公平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都意味着"公平行为"(fair
Play in
action)。只是习惯上自然公正原则适用于司法职能，为了以示区别，就把适于行政职能的程序原则称之为程序公平原则。[9]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然公正和程序公平是有区别的，首先，它们所要求的程序标准有度的差别，自然公正是一种高标准的程序要求，而程序公平则是较低标准的程序要求；其次，与自然公正相比，程序公平是一个较为灵活、宽泛的概念，更适于保护个人在行政行为中的一般权利。对有些决定而言，即使不适用严格的自然公正原则也可以达到公平的结果。[10]
二、程序公平原则的适用范围

对于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它适用于制定法没有相反规定的行政决定程序，当制定法与该原则相抵触时，优先适用制定法规定的程序；其次，它适用于影响个人法律权利、合法期待及其他利益的行政决定；最后，该原则不适用于涉及国防、立法、紧急措施等行政决定。下面分述。
（一）程序公平原则与法定程序的关系

前面曾提到，普通法国家的行政程序标准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普通法原则，二为议会制定的程序规则，二者相辅相成，正如著名的古贝尔案判决所言："当制定法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的听证权利时，普通法就会弥补立法的漏洞。"[11]换言之，"如果制定法给申请人提供的程序保护不及普通法时，自然公正原则就可以用来弥补立法的不足。"[12]当然，如果制定法规定的程序已经很详细，法院就无需再增加程序，即使要增加的话，也需十分谨慎。瑞德勋爵把法院增加程序要求的条件总结为："首先要明确法定程序是不充分的，以至于不能实现公正的目的，而增加程序将不会违背立法的明显目的。"[13]实践中的做法是，有些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那么就不能再适用该原则，例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1986年校正法[Corrections
Act(Vic)]规定：假释委员会行使其职权时，不受自然公正原则的拘束。[14]有些法律明确规定应当遵守程序公平原则，毫无疑问，此时行政机关既要遵守制定法义务，又要履行普通法义务。大多数情况是，制定法并无明确相反的规定，是否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取决于对立法意图的理解。例如，当某项行政权力具有考虑公共政策的立法性质时，就可以推断出该权力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的立法意图。此外，如果某项权力属于部长行使的非法定自由裁量权，或者是紧急情况下行使的裁量权，或者是行政机关的最终裁决权，均可推断出不适用普通法原则的立法意图。但是，对个人权益产生影响的决定，不可轻易作出不适用普通法原则的推断。如果立法有此意图，那么这种意图"既不是推测的结果，也不是从间接的推理和不确定的考虑中得出的，而是以明白、清楚的文字表现出的意图。"[15]由此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的法定程序优于普通法中程序公平原则，但程序公平原则弥补了法定程序适用范围窄、分散不统一的缺陷。
（二）受程序公平原则保护的权益范围
1.法律权利
随着程序公平原则适用范围的扩大，该原则保护的权益范围也不断扩展。根据古贝尔案件的判决，程序公平原则适用于对个人财产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决定。1964年以后，受该原则保护的权益扩大到所有法律权利，例如，职业或社会团体成员的资格权利，拥有许可证的权利等均受程序公平原则的保护。[16]在1968年的一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出租汽车的牌照，因其具有财产价值，所以它不是传统意义的特权，而是一种法律权利，行政机关剥夺或限制牌照的决定，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17]
2.合法期待
"合法期待"是普通法国家行政法中的一个特别概念。1969年，丹宁勋爵在一个案件中将其定义为："所谓合法期待是指合理的，不受干涉的，未来即将得到的法律权利和法律自由。"[18]也有人将它描述为"比权利再多一点的合法利益。"[19]1977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采用了这一概念，认为一个人未经听证就被取消参赛资格，实际上侵害了他的"合法期待"利益，违反了程序公平原则。因为赛马是对公众公开的活动，主办单位通过广告等形式鼓励公众参与，任何人只要取得参赛资格，就有获奖的合法期待。[20]行政机关影响个人的合法期待是否必须遵守程序公平原则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种期待并非不着过际的妄想，而是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符合逻辑的合理期望，所以应当受到公平程序的保护，合法期待通常产生于以下情形：第一，已经拥有某种合法权利和利益，希望继续拥有；第二，行政机关承诺给予某种利益或将延续某种利益。例如，某人申请更换许可证时，就享有继续拥有许可证的合法期待；再如，按照行政机关的承诺（无不良纪录即可留任），一个前任务员享有再次被任命为公务员的合法期待。

合法期待概念的出现，与法院不断扩大司法审查范围有关。过去，只有影响个人法律权利的行政决定才接受法院监督，而今影响个人合法期待的决定也要接受法院监督。当然，合法期待概念更具有程序意义，它并不意味着有了合法期待，行政机关就不能拒绝申请或收回利益。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这种决定时，必须适用公平程序。法院也不是要求行政机关向个人提供特殊的、实质性的结果来满足他的合法期待，而是通过遵守公平程序达到保护其合法期待的目的。[21]
3.其他利益
除法律权利和合法期待外，个人的其他利益受到行政决定的影响时，是否也受程序公平原则的保护呢？对于这个问题，1977年以来的判例表明了相同的看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个人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名誉等均受程序公平原则的保护；其次，行政机关对上述利益的影响必须是直接的、即刻发生效力的；再次，这种影响是对特定对象单独发生的，有别于对一般公众的影响。[22]

根据上述标准，可以把影响个人权益的行政决定分为以下几类：申请类；希望类；剥夺类。申请类决定是指个人对自己并不实际享有的法律权利或其他利益提出请求。例如，申请许可证、申请工作、申请加入某个团体等。这种决定涉及政策或技术问题，因而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剥夺类决定是对个人已经享有法律权利或利益予以限制或剥夺，例如吊销许可证，开除公职等，当然要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希望类决定是介乎申请类和剥夺类之间的决定，如果存在"合法期待"就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例如，要求更换或续展许可证、继续从事正在进行的工作都具有合法期待，应该适用程序公平原则。
（三）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的主要情形

程序公平原则是法定程序的重要补充，只要立法没有相反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无条件适用。但是，在特别情形下，行政机关根据立法意图可以不适用该原则。这些情形是：
1.法律已经规定有听证或申诉程序
如果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听证（hearing）或申诉（appeal)程序，那么就意味着无需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因为法定程序已经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程序保障，当事人有机会行使其权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法律的规定必须"明白一致"，如果法院认为法定条款不够全面或完整，仍然有权适用程序公平原则。[23]例如，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紧急情况下不受"不得单方面接触原则"的限制，这并不意味着在非紧急情况下就可以单方面接触。同样，法律规定的申诉程序也必须是能够审查事实和法律并作出实质性决定的程序，如果申诉程序中的上诉裁判机构不能变更原决定，只能提出建议，或者上诉裁判机构仅就法律问题进行复审，那么并不表明原决定可以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
2.存在后继补救手段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加快行政决定的速度，法院通常把是否经过申诉程序作为是否给予程序性司法救济的考虑因素。[24]其理由是，一个未经听证的决定完全可以在申诉阶段补救，所以，只要存在必要的补救手段，就不要求在作出原决定时必须适用程序公平原则。那么，如果利用了法定申诉程序，是否就意味着不能以程序违法为申请司法审查呢？这要看程序违法的理由是否充分，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并不存在选择了裁判所就不能诉至法院的普通性规则"。[25]

与此相关的一问题是，行政机关作出初步的、建议性的报告或决定是否适用程序公平原则？一种观点认为，这类决定不产生法律效力，因而不符合适用程序公平原则的条件。在1963年的一个案件中，多数法官认为，政府检查员对公司情况的调查报告，不是最终决定，其制作过程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少数法官认为，由于报告已经把公司置于比没有报告更不利的法律地

位，所以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26]本案中少数法官的意见得到学术界的赞同，他们普遍认为，如果初步决定没有经过听证，而此后最终决定会给予的话，就不能以初步决定未经听证为由宣告其无效。如果初步决定之后没有听证程序，特别是初步决定直接影响最终决定时，就应提供一定的程序保护。[27]
3.行使行政立法权或政策制定权
1964年后，程序公平原则只适用于司法性权力的观念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所有行政权力都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那么，行政立法活动和制定政策行为是否也适用该原则呢？原则上，立法性质的决定不适用该原则。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使立法权的决定是针对普遍对象的，它以相同的方式影响所有公众的利益，因而不宜适用程序公平原则。[28]而制定政策往往涉及政治考虑，变化无常，也不宜适用程序公平原则。有学者把行政立法和制定政策活动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的理由概括为：第一，有关立法规定不适用；第二，难以保证所受有影响的人获得听证的权利；第三，如允许听证，还存在财力负担问题；第四；规章和政策的不稳定性。[29]

但是，近年来法院态度有所改变。认为当行使立法性质的权力对个别人产生的影响不同于对公众的影响时，也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例如，当面包生产协会为了确保市场利润向价格委员会申请提高面包售价时，价格委员会颁布一个命令，虽然该命令提高了售价，但是明显低于协会的要求。尽管该命令具有立法性质，但是面包协会受到的利益影响要比普通消费者大，所以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