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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

李娜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刑法分则中的表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的收入，差额巨大的，可卡因责令说明来源。本人又不能说明来源其来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差额予以追缴。”
　　许多学者认为，本罪的举证责任倒置或者证明责任转移，导致了许多地方的司法机关认为要运用证据证明行为人占有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举证任务就已完成，剩下的主要责任则由被告人承担。笔者认为该罪的设立的确减轻了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但并没有改变证明规则，既由公诉机关举证，而不是举证责任的倒置，理由如下：
　　一、控诉方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一致的观点是：刑事自诉案件的证明责任由原告承担；被告人反诉时，则承担反诉主张的证明责任。刑事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则由司法机关承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的规定，包括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应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毫无疑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属于公诉案件。对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刑事诉讼法已有明确的规定，既《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象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该如实提供证据。”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责任的原则主要是：（1）证明责任首先应当由提出诉讼主张的侦察人员和检察人员共同负担；（1）否定诉讼主张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明责任；（3）侦察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不仅调查、收集有罪和罪重的证据，同时条查、收集无罪和罪轻的证据；（4）不能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强迫被告人证明自己有罪。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由于司法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数额巨大，本人又不能说明来源合法，因而认定其构成犯罪，这就等于是对所主张的犯罪嫌疑人的发犯罪行为做出了证明，承担了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责任.
　　二、被告人提供证据说明其财产来源合法的行人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行为，而不是履行证明责任的行为。
　　被告人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中是否承担在证明责任，关键在于被告人说明巨额财产来源合法这一行为的性质，他是一种履行证明责任的行为，还是一种行使辩护权的行为。辩护权，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控诉方的指控进行辩护，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权利，辩护权和证明哲人最大的区别在于辩护权即可行使，也可放弃，司法机关不能从被告人放弃辩护权这一行为推断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而证明责任则不同，它是一种法律义务，不能放弃，它必须得到履行，否则，司法机关可以拒此做出不利于责任承担者的裁判。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里，被告人可以说明巨额财产的来源，也可以不说明，被告人对巨额财产合法来源的说明是一种辩护行为，而不是履行证明责任的行为。因为司法机关认定被告人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结论，并不是从被告人的财产或支出的总数与被告人所有合法收入及已查明的犯罪行为所得相减的结果；而被告人财产或支出与被告人合法的收入的情况，这是属于司法机关证明的范围。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是证明责任的例外规定
　　《刑法》第375条第1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理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司法机关对公诉案件承担证明责任的例外情形，即根据该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证明其无罪的责任。由于法律规定，对于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那部分差额巨大的财产或支出，要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明来源，如果不能说明来源是合法的，就可以认定和确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罪。然而，这种“例外论”观点实际上难以同“有罪推定论”划清界限。因为“有罪推定论”是主张只要被告人收到控告，就是有罪之人；被告人若要否定自己有罪，则必然提出足够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无罪，否则就是有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我们坚持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就意味就事先已推定被告人是有罪的，被告人提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充分证据，就是“理所当然”的有罪，从而陷入“有罪推定论”的泥潭。
　　判断一个罪与刑罚的结合是否合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有利于现实预防犯罪的目的，是不是符合社会形势对刑罚的需要。要通过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收到预防犯罪的实效，单纯的重型或者轻刑都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践，所以该罪的刑罚要针对司法实践，拉开距离形成阶级层次，尽可能满足司法实践对刑罚的需求。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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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公证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

公证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公证机构的证明在法律上有特定的效力，这是其他机关的证明所不具备的。公证机构的证明活动，是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一种非诉讼活动，其活动宗旨是预防纠纷的发生，为解决纠纷提供可靠的证据。根据《公证暂行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公证制度的目的和任务是：保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促进国际民事、经济交往顺利进行，保护公民、组织、海外侨胞和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我国的公证制度从80年代恢复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公证处的数量也发展到了3000多家，20多年来，公证制度在促进改革开放，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保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公证制度在我国的婚姻家庭领域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婚姻法修订之后，公证制度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下面笔者试从公证制度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公证制度目前存在的缺陷和公证制度将来的作用三方面来谈一谈公证制度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

一、 公证制度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
公证制度的发展之初，大部分的公证多为家庭中的公证事项，比如遗嘱公证、继承公证等，这些公证为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减少纠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公证制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证制度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并且随着涉外公证业务的拓展，国内公证在公证业务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减少，但她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目前在婚姻家庭中涉及的公证主要包括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继承公证、遗嘱公证等，这些公证有效的避免了日后产生纠纷的可能性，维护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尤其是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财产可以进行约定，遗嘱中可以明确规定财产归夫妻间的哪一方所有等条款，为公证增加公信力和确定力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同时第十八条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较之于旧的婚姻法，更加明确夫妻财产的专署性和可约定性，而旧的婚姻法只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双方共有。这样无论是遗嘱或者夫妻财产约定后，在经过公证机关的公证后，对双方的约束力会大大增强，更能有效的避免纠纷和增进家庭的和睦。
1、遗嘱公证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纠纷，明确财产的所有权。
曾经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几经辗转，亲自来到公证处，想了解遗产继承公证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热情的接待了她，原来，她的丈夫已经去世，所生的几个子女都已成家。她自己拥有一座三居室的产权。随着身体的日渐衰老，她内心深处的一些担忧也越来越强烈。她说，虽说现在几个孩子的婚姻家庭生活都挺美满和谐，但现实社会复杂，现在社会上的离婚率又在增高。她担心自己死后，万一儿女婚姻遇到挫折，离婚时她给子女留下的房产岂不也得让对方分走一半。她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她的遗产只留给自己的孩子一人所有，而不会成为子女夫妻的共同财产。
我告诉这位老婆婆，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她可以采用遗嘱的方式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实现她的这一想法。并且公证遗嘱的效力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对保证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保护她和她孩子的合法权益，都非常重要。
国家确定遗嘱继承制度，是为了使公民能够充分行使对其个人财产的所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遗产，选择自己忠实可靠的遗产继承人。因此，只要老婆婆生前立下遗嘱，明确将其房产遗留给其女儿继承，他人均无权干涉，对此事就不必放心不下了。也能更好的减少将来可能发生的不必要的纠纷。
２、婚前财产公证可以更好的处理目前新婚和再婚者之间的财产关系，减少家庭矛盾。目前逐渐增多的婚前财产公证也是有效避免纠纷，减少诉讼的手段之一。婚姻是人类感情发展的高级形式，婚前财产公证则体现了现代人对婚姻生活的高度理性。婚前财产公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金钱、财产为筹码的功利性婚姻，而且是解决今后婚姻、财产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一定程度上说，婚姻财产公证是对夫妻双方感情真实性的考验。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为经济问题闹矛盾、法庭上离婚双方为争财产不依不饶的事情屡见不鲜，为了避免日后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缠，选择婚前财产公证是一些人不得已而采取的方式。过去夫妻间不管感情是否破裂都得凑合过一辈子，大多是由于经济条件、社会压力等客观因素而表现出的一种无奈。如今人们更加追求高质量的婚姻生活，夫妻感情不合就可能提出离婚，还能通过公证为自己的婚前财产上一道保险。可以说，婚前财产公证表明了人们能够越来越理智地对待婚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无疑是新时代婚姻观念的进步。
如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４０岁的李女士，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决定成婚，但张先生的子女因为害怕这位女士带走父亲的房产，坚决不同意父亲的婚事，通情达理的李女士知道后，便和张先生一起来到公证处办理了婚前财产公证，通过公证人员的公证，明确了张先生的房产归他的子女所有，打消了张先生子女的顾虑，最后两个人喜接连理。类似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这也充分说明了婚前财产公证在维护家庭稳定，促进婚姻和谐方面起到的作用。
二、 婚姻家庭公证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公证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国家证明机关发展到现在的市场中介组织，公证体制上产生了变化，但担负国家证明的职能没有变，国家证明机构的性质也没有变。在婚姻家庭类的公证中，虽然经过公证的各种遗嘱、继承公证和婚前财产公证很少发生纠纷，并且有效的预防了纠纷，但实践当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较集中的包括以下几点：
1、遗嘱人的行为能力如何认定。目前来做遗嘱的多为体弱多病或年岁较大的老年人，还有一些瘫痪在床的病人，但无论是民事法律法规还是司法部的规范性文件中，都没有如何确定遗嘱人行为能力的认定标准和方式，只是规定神志清醒，具有行为能力，但在有些情况下，公证人员根本无法判断老人是否神志清醒，或者无法了解老人的遗嘱是否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尤其是临终前的老人，多为他的某个子女来公证处要求到医院做遗嘱公证，而公证的内容大多是老人将遗产留给病床前的子女即申请公证的子女，而此时公证书的公证性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老人的其他子女可能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在老人临终前来到病床前伺候老人，但病前或日常生活中可能给予了老人更多的关心与照顾，此时老人可能已记不起这些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下出据的公证书很有可能不是最公证的结果。
曾经有一个案例，一位老人有三个孩子，平时老二对父亲特别好，老大和老三对老人都不太好，所以老人在很早就办了个遗嘱公证，将自己的房产给了自己的二儿子，但后来二儿子调到了外地工作，照顾老人少了，在老人临终前，大儿子正好在病床前伺候他，并且此时大儿子又跑前跑后，要求父亲做个遗嘱，老人见他辛苦，也就同意将房产给了大儿子，但因为没有人和他提起二儿子，他也在当时忽略了，后来在老人去世后，两个孩子因为房产问题产生了纠纷，因为公证遗嘱后一个的效力高于前一个的原因，二儿子没有得到房产。在这个公证过程中，老人的神志在公证时是清醒的，但因为公证的程序并不严谨，公证人员也没有询问老人其他孩子的情况，使得应该属于二儿子的房产（至少应该有他的），全部给了老人的大儿子。
2、遗嘱公证申请人的确定存在缺陷。在遗嘱公证中，几乎每一个申请表中的申请人均为遗嘱人本人，但实践操作中却不尽然，并且也不可能，如前所述，有些遗嘱人是在病榻上立的遗嘱，本人连病床都不能起，怎么可能跑到公证处来申请办理公证？而公证员却要求每一个申请表都如是填写，实际上很多此类情况都是遗嘱人的子女要求办理的公证，但子女作为受益人又不可能申请公证，便出现了很多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代办公证的业务，老人的子女到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聘请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去公证处以老人的名义申请办理公证，但实际上确是某一个子女在要求办理公证，此种公证书的公证性也不得而知。
3、继承公证中对弃权人审查不细，出现问题较多。在很多的继承公证中，对于放弃继承权的人只要求弃权人本人签字，没有任何其他凭证，很容易产生纠纷，尤其是近年来房产的升值，以前曾经放弃权利的人可能会因为公证书的不严谨，然后反悔自己曾经的签字和弃权的事实，使得公证处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尤其是当事人拒绝承认自己曾经到过公证处签字放弃继承权，而因为以前的公证书出具时的不严谨，甚至有的公证书在成具时不要求弃权人亲自到场，使得目前公证处此类公证的申诉较多，并且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4、自书遗嘱继承的效力如何认定。很多公证当事人拿着一份没有任何证明的遗嘱到公证处要求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因为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在没有公证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自书遗嘱也是一种有效的遗嘱方式，但因为没有对自书遗嘱效力认定方面如何认定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于此类公证全凭公证人员自身的判断和认定，难免会出现偏差，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公证人员在办理此类公证时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办理，但当事人拿着遗嘱人的自书遗嘱到公证处来办理公证，没有充足的理由又不能拒绝办理公证，导致此类纠纷的增多。
如一位当事人到公证处办理遗嘱继承公证，他只有一份被继承人的自书遗嘱，公证人员根据这份自书遗嘱和派出所的证明便出具了公证书，可时间不长被继承人的子女便要求撤销公证书，他们的理由便是自书遗嘱并非自己的父亲书写，而且提出了相应的证据，同样给公证书的效力和公证处的公证证明性质提出了质疑。

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原 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　　杨振波　84217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