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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公安部 国务院


交通部、公安部、国务院纠风办关于禁止在水路上乱设站乱收费乱罚款的通知
交通部 公安部 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委、办）、公安厅（局）、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
公室：
根据去年中纪委二次会议治理公路“三乱”工作向水路延伸的部署，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治理水路“三乱”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目前水路“三乱”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扰乱了水路运输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秩序，加重了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恶化了水运投
资环境，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维护水路运输市场秩序，改善水上交通环境，保障水路运输有序畅通，减轻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负担，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搞好“三乱”治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通航水域上设置对船舶进行检查、监督、征费的站（点），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在港口（码头）、航道及航道设施上设置检查、监督、征费站（点）；公安部门可以在港口（码头）、航道及航道设施上设置治安检
查站（点），打击违法犯罪重大行动时，可以在治安复杂水域设置临时治安检查站（点）；林业部门可以在通过林区的水路航段上设置木材检查站（点），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其他部门、单位、组织和个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在水上设置各种形式和目的的检查、监督、征费站
（点）。
二、在通航水域设置检查、监督、征费站（点），必须由国务院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尽量减少站（点）的设置。确需设置的站（点），属国务院部门隶属机构的，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并抄送省级人民政府；属省级人民政府隶属机构的，必
须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送国务院主管部门备案。
三、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1997〕14号）文件精神，对水路上的各种收费和罚款进行认真的清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坚决取消不符合规定的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
和各种摊派。经批准设置的征费站（点），不得代征代收其他部门的任何费用，不得代收手续费或劳务费；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强制企业接受指定服务并收取费用。
四、水上执法部门必须依法履行职责、执行任务，不得从事不符合规定的活动。收费或罚款必须使用由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临制的收费、罚款票据。在水上依法巡逻检查、疏导交通时，除发现有违章行为和犯罪情况外，不得随意拦截、追逐、扣
押或滞留船舶。
五、经批准设置的检查、监督、征费站，应对外公布设站的批准文号、批准单位、工作范围；涉及收费的，要对外公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单位，公开监督举报电话，公开服务承诺，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监督检查员，加强自我监督机制，接受社会监督。监督、检查船（艇）应有执
法标志。执法人员须持有国务院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核发的行政执法证件上岗。公安民警在进行执法检查时，应持有由公安机关颁发的工作证、警官证或值勤证。水上安全监督执法人员须持有国家海事机构核发的行政执法证件上岗。无证人员不得从事执法检查工作。审批机关核发的行
政执法证件要标明持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证件号码、发证机关等，并张贴照片。执行检查任务时，需出示证件，并在本站或本辖区内进行检查。
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责任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治理水路“三乱”的实施方案。年底前将通航水域设置的各种站点进行清理登记，非法设置的站（点）应全部撤除，除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并经批准设立的站点外，今
后原则上不再审批设置新的站（点），并将有关情况报交通部、公安部和国务院纠风办。治理水路“三乱”工作近期要把内河，特别是两河（京杭运河、淮河）、两江（长江、西江）、三湖（洞庭湖、鄱阳湖、洪泽湖）作为治理重点。
七、各地各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加强领导，把治理水路“三乱”工作提高到讲政治、讲大局、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加大管理和督促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顶风违纪问题要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要公开处理，以儆效尤。交通部
、公安部、国家林业局和国务院纠风办将不定期对通航水域进行明察暗访，对发现的水路“三乱”问题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曝光。



1999年7月12日
我国政府采购救济程序对供应商的限制
作者：谷辽海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http://finance.sina.com.cn
发表时间：2006年01月03日 10:29

　　在公共采购活动中，政府采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虽然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具体的采购过程中，采购主体往往享有一种准司法行政权，对采购程序中的许多事项享有完全自由的裁量权，比如：审查确定供应商资格的权力、选择和确定采购方式的权力、选择和确定采购程序的权力、选择和确定评标专家的权力、选择和确定评标方法和过程的权力、选择和确定中标供应商的权力等，这些自由裁量权力是任何供应商所不具有的。基于此，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普遍认为，公共采购活动中的供应商是弱势群体，国际上的政府采购立法在救济程序方面都非常重视对广大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给予倾斜保护。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虽然有所体现，但还是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行政规章限制了供应商选择救济的权利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52条、第55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从立法宗旨来看，现行法律在权利救济方面，赋予供应商许多可供选择的权利，而对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以及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义务作了许多强制性规定。可见法律赋予供应商的救济权利远远大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也大于行政主体。

　　然而，我国财政部出台的行政规章却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的权利。设立质疑前置程序，即质疑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否则财政部门就不受理投诉。2004年8月11日，财政部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在质疑程序前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受理投诉案件以质疑程序的经过为前提条件。根据《招标投标法》第65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可见，《处理办法》中的质疑程序前置与我国的两部上位法所规定的内容都发生了冲突。

　　现行法律在救济时效方面存在的缺陷

　　政府采购救济时效，是指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供应商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权，即丧失依照法定的救济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这里的时效也就是时间的效力，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继续达一定期间，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下面是一起政府采购主管机关以投诉超过法定期间而不予以受理的政府采购争议案。2004年12月8日，北京市财政局对一起政府采购投诉案件作出不予以受理的行政决定。其主要内容为：2004年11月3日，投诉人深圳市神舟电脑有限公司因对“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学设备购置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有异议，依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2004年11月8日，在法定7日答复期限内，采购主体对质疑供应商神舟电脑公司的质询事项作出答复意见。投诉人不服该答复意见，于同年12月1日向“首都师范大学教学设备”政府采购活动的主管部门北京市财政局提出书面投诉。财政局对投诉书的落款日期和其他材料经过审查后认为，根据《政府采购法》、我国财政部《处理办法》的规定，投诉人应在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内，即在2004年11月29日之前向财政部门提出投诉书，递交相关书面材料，但投诉人在第17天才向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提出投诉，神舟电脑公司已经失权。因此，北京市财政局对于神舟电脑公司的政府采购投诉事项决定不予受理。

　　笔者认为，《政府采购法》关于供应商权利救济的法定期间实际上是无穷期限，无论是质疑供应商还是投诉供应商，都享有永久、无穷尽的质疑期限，不存在失权的问题。我们从质疑、投诉的法律条款来看，供应商所享有的权利是“可以”，而非“应该”两字。供应商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提出质疑，也可以不在7个工作日内提出来；可以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投诉，也可以不在15个工作日提出；这是供应商的权利，而不是义务，任何人均无权力剥夺供应商所享有的这些权利。法定期间倘若是应该履行的期限，就没有任何自由选择余地和空间，我们必须遵守。

　　供应商向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的救济时效

　　我们知道，政府采购通常都是由以营利为目的的招标公司或者非营利的采购中心进行代理的。我国《政府采购法》第54条规定，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采购的，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或者质疑，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法第51条、第53条的规定就采购人委托授权范围内的事项作出答复。这里，对于采购代理机构帮助委托人也就是采购人来处理争议，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但是，从《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质疑与投诉中的所有条款，我们看不到供应商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的法定期间。尽管笔者在前述第一个问题中提出了质疑投诉救济时效所存在的种种缺陷，但毕竟还是有7个工作日或者15个工作日的规定。相对而言，供应商一般都会在7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然而，大量的政府采购事务还是由招标公司或政府采购中心代理完成的，与供应商发生争议最多的还是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供应商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救济的法定期间，也就意味着供应商在若干年后都可以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这样一来，政府采购中的权利内容将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当然，发生这种救济情况的概率毕竟非常小，但只要存在着这样的真空状态和法律缺位，随时随地都会有发生的可能。故笔者认为，作为一部严谨的法律，对于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必须考虑到防患于未然，应该要有相对应的法律条款，以预防可能发生的事情。（33）

（注：本文为《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中的系列连载文章，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