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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诉讼制度的建立是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该项制度规定在新民诉法的第一百六十二条，作为我国诉讼法中一项特有的制度，其基本价值在于可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该合法权益从受损状态下快速有效地恢复至正常状态，另外，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和最充分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避免当事人滥用上诉权延迟诉讼，增强诚信，建立正确的诉讼观念也是该项制度的价值所在。但另一方面，新民诉法对于该项制度规定得比较简单，仅仅涉及审理机构、受案范围以及一审终审制度，对于小额诉讼是否强制适用、审理程序、是否禁止反诉、救济渠道等重要问题均未涉及。2013年1月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相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据中国新闻网1月6日报道，《意见》施行后，预计浙江省将有约28%民商案件将适用小额诉讼，影响将达27万人次。由于该《意见》对上述小额诉讼制度之重要问题均有涉及，在新民诉法规定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小额诉讼的一些基本的、可操作的、可适用的具体制度和程序，很值得借鉴，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该《意见》进行全面理解，以期更好地指导法律适用。

一、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的关系

在新民诉法中，我国关于小额诉讼制度的条款规定在“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中的第一百六十二条，虽然从程序性质和特点上看，小额诉讼程序是作为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相并列的一个独立诉讼程序，但在法条安排上，新民诉法并没有单独设置，而是将之视为简易程序的再简化，作为简易程序的特别条款出现。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原理，小额诉讼程序在优先适用新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前提下，本条未作规定的、而简易程序关于审判组织、审理期限等所作的一般规定，也当然适用于小额诉讼程序。在《意见》中，相关条文如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等，也体现了这一立法意图。

二、关于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

关于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问题，包括受理法院和受案范围两个方面。就受理法院而言，与其他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一样，根据新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只能由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适用，也就是说，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时，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关于受案范围，根据新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该条以三个条件限定了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一是必须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二是必须是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三是必须是一审案件。只有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才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从第一个条件来看，对于案情复杂、需要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在当地具有重大影响、涉及的问题具有典型性的案件；新类型案件；需要人民法院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的案件；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的案件、增加诉讼当事人以及被告提出反诉的案件等，显然不符合该条件的规定要求，应排除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从第三个条件来看，对于二审案件、发回重审的案件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案的案件，亦应排除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
从第二个条件来看，小额诉讼只限定了案件的“标的额”，标的额“清楚”、“明确”是其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没有标的额”、“标的额不明”或者“标的额不稳定”等诉讼，如确认之诉、涉及评估鉴定之诉、诉讼请求增加之诉等就不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但同时该条件又未对“诉讼标的”进行限定，也未仅将“诉讼标的”限定在金钱或其他可替代物上。《意见》第一条规定，“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单一金钱给付之诉，标的额低于当年公布的小额诉讼案件标的限额标准的民事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显然，《意见》将“诉讼标的”限定于“金钱”，笔者以为，结合新民诉法的立法精神，对于条文中“金钱”的理解可作扩大解释，凡“金钱”、“金钱的其他可替代物”或者“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其他特定物”均可包括在内，换言之，对于金钱等特定物等给付之诉，只要满足“标的额低于当年公布的小额诉讼案件标的限额标准”即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至于公布的机构以及现行具体标准，依《意见》第二条规定，“小额诉讼案件诉讼标的限额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的标准每年定期发布。”“2013年1月1日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3年小额诉讼案件标的限额前，本省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不得超过人民币14000元。”
基于上述，《意见》第三条、第四条采用列举加兜底的立法技术，将小额诉讼程序可受理案件和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进行了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以下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1）买卖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和服务合同纠纷案件；（2）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上存在争议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纠纷案件；（3）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和其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4）劳动关系清楚，仅在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的给付数额和给付时间上存在争议的劳动纠纷案件；（5）劳务关系清楚，仅在劳务报酬的给付数额和给付时间上存在争议的劳务纠纷案件；（6）其他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金钱给付案件。”“海事法院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审理的简单海事案件，符合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第四条规定，“以下案件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1）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适用公告送达的案件；（2）追加、变更当事人或被告提起反诉后不符合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3）当事人追加、变更诉讼请求后不符合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4）涉及人身关系争议、财产确权争议的案件；（5）可能涉及评估、鉴定的案件；（6）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三、关于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强制性

依新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文义解释，法律没有赋予双方当事人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权，既未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方式将符合受理条件之案件对于该程序的排除适用，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亦未允许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方式而选择适用。笔者认为，探求立法机关的立法原意，对于小额诉讼程序应是采用强制适用之观点，由法院依职权决定适用。
《意见》在新民诉法“小额诉讼程序强制适用”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该制度有所突破，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合意适用”情形。其中第五条规定，“对符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其他条件，但案件标的额在规定标准以上、10万元以下的案件，开庭审理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也就是说，对于“规定标准以上、10万元以下”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审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也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这一规定无疑扩大了小额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类似于新民诉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简易程序选择权。但不同的是，前者不仅有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而且有审判人员的释明和参与，而后者完全是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对自己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
此外，《意见》第十三条规定，“经传唤，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也就是说，当事人对于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亦不影响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小额诉讼程序强制适用”的特点和要求。

四、关于审理程序的转换

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司法认知的渐进性等原因，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可能会发现不适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情形。该等情形一旦出现，若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无疑会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诉讼权利，难以保障案件审理的公正性，也会给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结构和制度带来一定的冲击，故需要安排程序转换制度，并严格其适用范围和条件。
我国新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了简易程序转换向普通程序的转换，包括转换条件、转换时限和转换程序等，但对小额诉讼程序之程序转换制度（以下简称“小转制度”）却没有具文明定。对于简转制度，其中转换条件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也就是说，简易程序之程序转换只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与简转制度不同，《意见》规定的“小转制度”除在第十六条规定有“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方式外，还在第九条规定有“当事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的另一方式。两相比较，小转制度与简转制度的区别主要有如下两点：
1、转换方式不同
如前述，简转制度仅有“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一种方式；而小转制度除“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方式外，还有“当事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另一方式。
2、转换后适用程序上存在差别
简转制度是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以下简称“简转普”）；而小转制度是小额诉讼程序转为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以下简称“小转简”或“小转普”）。依《意见》第十六条，“小转简”时，无须制作裁定书，但“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但当“小转普”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制作裁定书。”在司法实践中，“小转简”后，如果在审理过程中，独任审判员再发现该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是否可以再向普通程序转换，即“小转简”后再“简转普”，《意见》也没有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小转普”过程中，简易程序并非必要程序，无须经过“小转简”后再“简转普”，“小转普”可直接进行程序转换。
就简转制度以及“小转普”而言，由于民诉法规定必须更换审判组织，但对于“小转简”，是否必须更换审判组织，即是否必须更换独任审判员，《意见》没有规定。另外，无论是简转制度，还是小转制度，程序转换后原已实施的诉讼行为是否有效，新民诉法以及《意见》均未给出答案。由于程序转换的原因不同，发生转换时所处的审判阶段个案也存在差异，再加上审限约束，原已实施的诉讼行为一律视为无效也不现实，这就需要审判人员视具体情形、考虑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衡量，也需要今后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由司法解释或相关司法性文件予以具体规定。

五、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答辩期、举证时限和审理期限

新民诉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简易程序可使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以及审理案件，但强调要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以防止以牺牲公正换取效率的不当做法。《意见》贯彻落实了这一要求，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前提下，充分保证了当事人的答辩权以及举证权利，但在其具体期限的考量上，也根据小额诉讼的特点较于普通程序规定得有所缩短。《意见》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放弃答辩期或举证期限的，由当事人约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但答辩期一般不超过7日，举证期限一般不超过10日。”对于“经充分释明后，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答辩期和举证期限的”，基于司法效率考虑，《意见》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可以当即开庭审理”。
关于审查期限的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简称的审限。所谓审查期限，是指案件的审判期间，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4条规定，即“是指从立案的次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小额诉讼案件一般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一个月内审结。一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批准可以延长至三个月。”根据新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较之简易程序的法定审理期限，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期限更短，除案件不能审结、经批准可延长至三个月之情形外，一般应在一个月内审结。综上，《意见》关于答辩期、举证时限和审理期限的规定，在充分、有效地保证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较之简易程序，更为体现了小额诉讼程序高效率的价值取向。

六、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渠道

由于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对于适用该程序可能作出不公正的裁判，应当提供何种救济渠道，新民诉法没有规定，但同时新民诉法在程序救济措施上，也没有禁止小额诉讼程序申请再审。故《意见》第二十条规定，“小额诉讼案件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依法申请再审”，是对新民诉法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渠道的进一步明确。尽管新民诉法在制定过程中，对于救济渠道争论极大，但在最终通过的条文对小额诉讼采用一审终审制，进一步地，为保证案件审理质量和避免诉讼成本过大，《意见》明确了一审终审和再审相结合的这一救济主张。

七、其他

除上述外，《意见》还对小额诉讼案件不单独编立案号、程序适用后的告知义务、开庭审理场地的灵活性、庭审程序的灵活掌控、强化调解功能及调解结案可不制作调解书、裁判文书的适当简化等均进行了相应的规定。总之，《意见》的出台对于贯彻实施新民诉法的小额诉讼制度，有利于法院审理案件繁简分流，在节约司法资源，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小额速裁的小额诉讼程序也是现阶段当事人追究诉讼效率的迫切需求。

作者，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反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5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6年8月19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市场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止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四川省价格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与居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商品和服务（以下简称商品和服务）。具体商品品种和服务项目，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价格行政机关的规定，结合成都市实际确定并公布；其他商品和服务中的价格欺诈行为，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查处。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商品生产、经营和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以下简称生产经营者），必须遵守本条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的价格行政机关负责实施本条例，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所发生的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行为进行查处。工商、技术监督、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按各自职责配合价格行政机关执行本条例。
第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对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向价格行政机关投诉举报。
价格行政机关受理投诉或者收到举报后，应当及时调查核实，依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处理，并根据情况对举报者给予奖励。

第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价格欺诈：
（一）虚构成本制定价格的；
（二）以虚假的优惠价、折扣价、处理价、最低价、让利价等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的；
（三）生产经营者之间或者行业组织之间相互串通哄抬价格的；
（四）用以次充好、短尺少秤、混充等级、掺杂使假、降低质量、减少服务环节或程序等手段变相提价的；
（五）在明码标示的价格之外巧立名目另行索价的；
（六）以虚假的价格信息欺骗交易对方的；
（七）其他价格欺诈行为。
第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牟取暴利：
（一）经营某一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水平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的合理幅度所得；
（二）经营某一商品或服务的差价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服务的平均差价率的合理幅度所得；

（三）经营某一商品或服务获取的利润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服务的平均利润率的合理幅度所得。生产经营者通过改善经营管理，运用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实现的利润率除外。
第八条 具体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平均利润率及其合理幅度，由市人民政府价格行政机关测定和认定，并予以公布。
第九条 价格行政机关在检查中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按照法定程序询问被检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制作询问调查笔录等文书，并要求当事人如实提供证明材料；

（二）查询、提取、复制检查所需的有关帐册、单据、凭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三）对生产经营者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进货成本及有效定价资料的，可按第八条的规定予以认定；
（四）检查与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行为有关的财物、场所，必要时可对有关财物或者设备登记保存，并在七日内及时做出处理决定。
第十条 价格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被检查的生产经营者应如实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情况，不得拒绝、阻碍。
第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之一的，责令将违法所得退还消费者。不能退还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并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因被检查者不如实提供资料，致使违法所得难以确认的，视情节轻重，可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
可分别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之一的，责令将违法所得退还消费者。不能退还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因被检查者不如实提供资料，致使违法所得难以确认的，视情节轻重，可处以一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可
分别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可处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处罚；以暴力阻碍价格行政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对拒缴违法所得和罚款的，经县级以上价格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将其商品按规定变卖抵缴。
第十五条 没收的违法所得和罚款，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价格行政执法人员必须依法执行职务。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纵容包庇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的，由同级或上级机关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价格行政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价格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成都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成都市人民政府1995年8月20日公布实施的《成都市制止牟取暴利规定》同时废止。



1996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