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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反洗钱执法力度

钱贵


一、成立专门的反洗钱机构

　　针对洗钱犯罪的隐藏性、复杂性和手段的高度专业化,单靠传统的侦查方式和手段已经完全不能胜任当今社会反洗钱工作的需要,需要反洗钱部门建立打击洗钱犯罪的专业机构。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设有反洗钱专门机构,如:美国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英国的金融特遣队、澳大利亚的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国际上先进的反洗钱经验表明,设立反洗钱的专门机构有利于跟踪洗钱动态,制定有针对性的打击对策,培养打击洗钱犯罪的专业人员。为防范和打击洗钱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设立了反洗钱局和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为与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措施相适应,公安机关应当在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反洗钱机构,并派员和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联合办公,及时发现和掌握洗钱的犯罪信息,并进行跟踪和侦查,从而有效地打击和预防洗钱犯罪。

二、加强反洗钱的侦查协作

　　第一、加强反洗钱查部门之间以及反洗钱侦查部门与洗钱犯罪上游犯罪侦查部门之间的协作；

　　洗钱罪在刑法中被归入妨害金融管理秩序一节中,在管辖上应归属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但是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可以成为洗钱罪的犯罪主体,而我国目前的金融企业主要是国有的商业银行和其他国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中绝大部分按〈刑法〉第93条的规定按国家工作人员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协助洗钱的行为,应纳入检察机关的管辖范围。对于洗钱犯罪的立案侦查需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和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一般情况下,对于洗钱犯罪应当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先予以受理,发现涉及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应移送检察机关侦查,或双方各自分工侦查,一并起诉。由于洗钱犯罪法定的四种上游犯罪分别由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辑毒部门、海关辑私犯罪侦查部门管辖,要是今后把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则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和检察机关也是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的侦查机关。各侦查机关应形成合力,努力避免各单位从自身局部利益出发,各自为战,甚至放任不属自已管辖的洗钱犯罪行为。为了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在侦查中,公安机关、海关、检察机关要加强协作,制定反洗钱方案,各单位在侦查中一旦发现有洗钱重大嫌疑的,立即与反洗钱部门联系,切实防止因案件的不同管辖分工而放纵了洗钱犯罪分子。

第二、加大反洗钱侦查部门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协作；

　　针对洗钱活动多利用金融机构进行的特点,反洗钱侦查部门应加强与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即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协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第4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部属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积极制定金融部门反洗钱措施,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加大对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信息的控制。同时,应积极与反洗钱侦查机关保持密切联系,与反洗钱侦查机关之间建立反洗钱犯罪的信息总网,建立洗钱犯罪信息交流制度,用先进的电脑网络技术来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与此同时,反洗钱侦查部门要改变被动受理金融监管部门移送案件的观念，积极主动地向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反洗钱动态,并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反洗钱部门联合办公。只有与金融监管部门密切协作,反洗钱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第三、加强跨区域洗钱犯罪的侦查协作；

　　由于洗钱犯罪分子经常将违法资金不断转移来妨碍侦查,而这些资金的频繁转移往往是跨区域进行,为查清该违法资金的去向,必须得到各地侦查部门的配合。同时,洗钱行为和上游犯罪经常不在同一个区域,为了查明洗钱分子所清洗的资金为法定的上游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必须到上游犯罪所在地查明上游犯罪的性质,这就要求两地的侦查部门加强合作,互相配合。随着国际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资金往来越来越频繁,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等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运用,使资金的运转更为迅速,电子资金划拨也使得巨额的非法资金在全世界的快速清洗成为可能。在电子资金划拨的情况下,洗钱者可以更方便地在一国境内实现犯罪资金在不同国家清洗的跨国洗钱活动。而一般来说,一国对放置在他国银行的资金是鞭长莫及的,即使一国对产生犯罪收益的该项犯罪或从事该项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有管辖权,一国对境外的外国银行也难有管辖权,如果没有他国的合作,一国不仅难以追踪在他国转移的犯罪收益的线索,而且也难以对这些资金进行扣押和没收。因此,我国应积极地吸收国外先进的反洗钱立法经验,完善反洗钱刑事及行政法规的立法工作,使之便于实际操作。为了更好的与其它国家开展反洗钱协作,必须积极与其它国家缔结多边或双边反洗钱国际条约,尽快加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亚太反洗钱小组“等国际反洗钱组织,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使我国在打击跨国洗钱犯罪活动中,能够与其他国家在识别、没收犯罪收益,引渡洗钱犯罪分子以及证据收集等方面互相协作,这样才能有效打击跨国洗钱犯罪。


保险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

（河北分公司　夏晓东）

【案情介绍】2002年11月4日张某为自己在保险公司投保了康健一生重大疾病保险10份，保险金额1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张某在合同生效180后患合同列明的重大疾病或接受合同列明的重大手术，保险公司按保险金额的3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2003年1月7日张某因多发脑梗塞、高血压三级、肾上腺瘤住院治疗，1月24日好转出院；9月5日张某因突发急性下壁心梗、冠心病、高血压、脑梗塞、脑萎缩、肾上腺瘤手术再次住院治疗，20日好转出院。2003年10月10日张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要求保险公司给付其重大疾病保险金3万元，并提供了相关索赔资料。经保险公司多方调查，发现张某曾在2001年8月1日因TIA、脑梗塞、高血压三级住院治疗，8月5日出院；8月21日又因同种疾病再次住院治疗。这两次住院治疗情况张某投保时均未告知保险公司。据此，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第十条、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之规定拒绝给付张某重大疾病保险金。2004年6月7日张某因治疗无效死亡。
【仲裁情况】2004年8月26日张某之妻严某向当地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保险公司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万元。当地仲裁委员会受理此案后，保险公司提出仲裁委员会管辖权异议，认为张某投保时未与公司选择争议处理方式为仲裁，仲裁委员会无案件管辖权。2004年9月15日仲裁委员会出具了《决定书》，认为投保单、保险条款均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本案中的合同文本均为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公司虽未在投保单中约定案件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但保险条款中却规定了解决争议的方式有仲裁和诉讼两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选定的合同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委员会对案件有管辖权。
2004年11月10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为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在业务承揽中未全面行使询问权利，放弃了自己的质询权；责任免除条款未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不产生效力。裁决保险公司向严某支付保险金3万元，承担案件仲裁费2400元。
【仲裁条款是否生效】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供的《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中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是这样描述的：
投保险种中需选择争议处理方式的请选定：
1、协商，协商不成的提交当地或就近的仲裁委员会仲裁；
2、协商，协商不成的提起诉讼。
投保人选定为第二种方式。
康健一生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争议处理”条款约定：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由当事人在合同约定时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一、 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提交当地或就近的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尽管保险公司的《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康健一生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都对争议解决方式都做出了规定，但两者是不冲突的。保险合同当事人有权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设计民事活动，管理自己的事务。康健一生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赋予了合同当事人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合同当事人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仲裁或者诉讼，但选择权应该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行使，不应是在合同成立后行使。《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在保险合同成立的过程中是“要约”内容的载体，其内容一经保险公司承诺，保险合同即告成立，故《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上约定的争议处理方式应视为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
对案件的管辖问题，仲裁委员会把保险合同“争议处理”条款与投保单中选择的争议处理方式视为相互冲突，进而适用合同法的格式合同争议处理规则决定自己具有管辖权，此种理解方法违背了仲裁的自愿原则，裁决结果也实难让人信服。
【 案件处理结果】仲裁结果出来后，保险公司不服，认为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有违法裁决之嫌，依法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没有签订仲裁协议，发生纠纷后又未作补充协议，且保险公司在仲裁庭首次开庭时已提出异议，故认定该仲裁书违反了仲裁法关于管辖的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一）项之规定撤销仲裁委员会裁决。